对外开放八年 勇敢迎接挑战 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对外开放八年 勇敢迎接挑战
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
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诱惑力缩小
西方庸俗文化的影响逐步减弱
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潮渐居下风
新华社广州8月24日电　（记者王志刚、谢金虎）评述：对外开放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想影响，包括某些消极的影响。广州在对外开放的八年间，就经受了三次冲击。但是，记者最近的调查表明，广州人不但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三次冲击，而且从外来影响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树立了一些过去在封闭状态时所缺乏的有益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广州正更加生气勃勃。
第一次冲击波：资本
主义的物质文明
这次冲击始于1978年，在1979年和1980年达到高峰。当时，广州正受到十年内乱留下的许多后遗症的困扰。其中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五十万下乡知识青年从海南岛等地返回广州，而广州自身还有二十万青年待业。广州的每个家庭几乎都为此而苦恼。
就在这时候，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音讯疏绝多年的海外亲友蜂拥而来，使广州人看到了许多过去罕见的进口货。在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面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其直接后果是偷渡成风。
广东的党政领导对形势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大门刚一打开，人们一下子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难免一时有些思想混乱。对此，只能坚持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潜力，同时要因势利导，发扬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积极因素。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很快取得效果：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了农民，发展了农业，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城市里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和集体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对外经济交往给许多中小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只有三百二十万人口的广州市，两三年间就使七十万待业青年有了工作。1982年，偷渡之风基本停止。
记者这次到广州和珠江三角洲采访，看到的是安居乐业的景象。因羡慕外界生活而想出境的人还有，但不多了。以前偷渡出去的人有些已返回，他们具体地把香港同广东的生活作了对比：论用的穿的，我们不如香港；论住的吃的，我们不比香港工人差。论生活安定和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比香港强。广州郊区农村的一位党支部书记说，过去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觉得很抽象，现农村里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大家觉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得清、摸得着了。
第二次冲击波：西方的文化
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之快，出乎广州人的预料。1983年前后，广州普及了电视机、收录机。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广播和电视，进入了广州的千家万户。
海外的流行音乐在排挤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占领着乐坛舞台。酒楼、饭店、旅馆、民舍里，很快办起了近百家以西方流行乐曲为招徕手段的音乐茶座、酒巴、舞厅。一些低级庸俗的歌曲和黄色录像也乘虚而入。广州受到另一场大冲击。群众反应强烈。
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所采取的方法是对旧的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放开文化市场的同时，成立文化管理委员会，对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管理和引导。他们发展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使其内容日渐丰富，以满足青年们的需要。除了电视、电影之外，还兴办了健康的音乐茶座和文化夜市、游艺场、电子游戏室等娱乐设施。在群众文化生活方面，逐渐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的局面。
其实，格调低级庸俗的歌曲、录像之所以能在一段时间里冲击广州，只是因为健康的文化艺术没有活跃起来，内容单调，数量也少；而广大青年需要精神食粮，加上青年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健康的文艺活动逐渐兴盛，侵入广州的庸俗文化也就逐步减弱了影响。
记者这次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看到的是，健康的文化艺术占了上风。只有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对那些格调低、胡编滥造的电视、录像还有兴趣。商店里，健康的艺术性强的音乐磁带行销，录有西方靡靡之音的磁带在减价出售。广州人自己创作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歌曲开始流行。原来靠庸俗的音乐舞蹈招徕顾客的音乐茶座、酒巴、舞厅，大都已转变了自己的格调。一些青年工人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休息时喜欢听什么音乐的问题时说，他们喜欢听广东乐曲和西方古典音乐。他们说：我们白天紧张工作，夜里又学习几小时文化，很累了，欣赏优美的音乐，是很好的休息，又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市的领导机关一直注视着另一种新的情况，即群众中尽管有些人一度受了西方庸俗文化之害，但大多数人逐步看到，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一些有效的经济管理经验，是可以学习借鉴的。为了加速广州市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干部、职工正在结合实际学习和汲取这些新技术、新经验。为着开创事业而学习，在青壮年中逐渐形成了风气。目前广州市五十七万青年职工中，有四十万人进入各种夜校学习科技文化，在家里自学的人还不包括在内。广州图书馆现在是全市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之一。图书馆发放借书证，得有人专门维持秩序。广州青年求知热情之高，使外国记者发出了“广州人读书如拚命”的感叹。
现在广州青年中有迷信活动的人还不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青年文化低；二是因为广州就业的青年中从事个体经营和个体劳动的比例高，他们的经济生活有风险，由于传统观念的局限，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求神保佑”的想法；三是受香港人回内地祭祖敬神的影响。但是，真正笃信神佛的人不多，有的是凑热闹，有的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虽不可信，敬也无妨”的态度。
第三次冲击波：唯利是图的思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批外商涌入广州，“唯利是图”的思潮也向广州人袭来。金钱毁掉了一部分人。为了捞大钱，有些人违法乱纪，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贩卖黄色录像。解放后绝了迹的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开始出现了。
在这个冲击波面前，广州市一面打击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经济管理和市场管理，一面促使各单位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对社会上关于“钱”的争论进行引导。
广州市委的态度是：我们提倡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不提倡“一切向钱看”；但决不笼统地反对赚钱。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要教育和引导人们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走劳动致富、合法致富之路，还要教育人们致富之后怎样做人。
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加强市场管理、进行思想教育“三管齐下”，很快见到了效果。1985年春节，广州市的个体户自愿捐钱献物，为全市一千七百多位孤寡老人每人缝制了一套新装。遵纪守法、为国家、为社会分忧的事迹不断涌现：一个磁砖个体大户，按国家税法，一年主动补交税款十万余元；一个饮食个体户，为解决小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放弃挣大钱的营生，办起了利微费事的学生餐……。
广州的党政领导及时宣扬和鼓励这些好人好事，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在逐渐占上风。
记者这次在广州采访了许多普通群众，特别是个体工商业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君子爱财，但应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他们说的“取之有道”，就是劳动致富，依法经营；他们说的“用之有道”，就是致富不忘国家，致富不忘社会。
广州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比记者预料的好。服务态度也明显好于内地一些城市。由于竞争激烈，多数个体工商户是通过新品种、新花样和优质服务赚钱，敲竹杠的甚少。农村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更好。顺德县北滘乡有个养鸡专业户叫周希，记者发现他的养鸡场和猪圈建在镇外河对岸离家甚远的地方，晚上并不看守。他对记者说：“我们这里没人偷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和等级观念已有明显改变。流行一时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在广州市大大缩小了影响，人们感到靠自己的真本事来增加收入更可靠。个体户、合同工的社会地位，在广州市不比捧着“铁饭碗”的人差。同样的缘故，以前让消费者“花钱买气受”的商业职工，对顾客的服务态度也明显改善了。
在记者看来，广州的两个文明建设还只是取得了初步胜利，前面的路还长。但是，他们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加强工作，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可以克服，而积极影响则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新的活力。我们一定能经过改革和开放，既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建设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这一点应当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