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王元化
一、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问题
关于新方法论问题，现在谈得很多，有一些不同看法。前几年，史学界开始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如金观涛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他认为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它们按照功能耦合原则调整着相互的关系。作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释了罗马社会由共和制变为帝国制的原因。作者运用系统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是运用得比较好的。文学研究中运用新方法论有的较好，有的似乎较逊，不少人把精力主要用到创造新名词上去了。我并不是说不要用新名词，新观念往往需要用新名词来表述。但现在有些文章用了许多生涩的、杜撰的名词、术语，其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因为完全可以用易懂的语言把问题交代清楚。正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是运用它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搬弄名词。对新方法论，也应如此。运用新方法论的成败标志，应该体现在研究的成果上。如果运用新方法解决了问题，推进了理论的进展，以至有所突破，纵使论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也是取得了成就的；如果运用新方法只得出了和以前运用老方法得出的同样结论，理论上毫无进展，徒然点缀一些新名词、新术语，那就变成空疏的花架子了。
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是相通的，钱学森列出九门学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学科和一些新方法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我们应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这些新方法的关系，这一点很必要。我很赞成“离经不叛道”的说法。但我不赞成把它理解作仅限于方法而不涉及观念。照我看经典中的某些观念也不是不能突破的。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而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上，用引征代替论证，就现成，图省力。今天提出的“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是经典中所没有的，离开了经典，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之所以常青，就在于它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成果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它不象儒家的大学之道“止于至善”，也不象黑格尔哲学虽然充满了辩证法，却得出了一个十分僵化的结论，即由绝对理念返回自身而宣告认识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与当时整个科学发展有关，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化论、细胞理论和能量守恒这三大发现还没有出现。过去我们只讲阶级局限，完全不顾由科学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认识局限，这是片面的。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前进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如此。列宁曾经说过：随着科学的进展，马克思主义要不断修正自己。我们现在很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沟通新方法论的桥梁，用马克思主义对新方法论进行探讨，加以剖析，给予正确的评价。把这种研究探讨和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僵化的教条的东西区别开来，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五六十年代，在《文心雕龙》的讨论中，为了这部著作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争论得很厉害，到目前还没有结论。这种争论自然是需要的，但是以为这一争论就是评定这部著作的唯一关键，那就未免太把它夸大了。我以为把政治上的概念硬套在哲学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势必得出从古到今凡唯物主义就是进步的，凡唯心主义就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由于我们用它来解释文学史，来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了强行纳入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以致作出种种削足适履的论断，以致要肯定某一著作的价值，就把本来是唯心的，也说成是唯物的。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东西很多，这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不是都要放到错误的陈列馆去呢？
我认为，目前对待新方法论不能采取否定的态度，我们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的关系，并慎重地运用新方法来为文学研究服务。在这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不能把新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过去吸收了，今后还应该不断吸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新方法论，同时又在运用新方法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要有一种宽容精神。在运用新方法进行理论探索中难免有一些幼稚的和不成熟的东西，这就象孩子学步，一开始就让他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正象对待科学家实验的失败一样，我们应该容忍在文学领域内应用新方法的失误，不要看到一点点错处就冷嘲热讽，甚至加以恶谥，那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满怀热情地支持这种探索。
三、正因为是探索，就应该集思广益，倾听别人的意见，有追求真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探索者和批评者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在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才能有一种心平气和的对话。
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
为什么在建国三十多年中文化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这种研究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目前人们逐步明白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从而形成了近年来的研究文化热。但是我们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因袭的陈旧观念，那就是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不对，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点作简单庸俗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指出这种决定作用的同时，还指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作单纯直线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不是政治经济的规律所能代替的。同样的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文化史上，有没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呢？应该说是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本杰明·边沁的效用说时，提出了人性的问题。马克思说：人性可分为“人性一般”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在我们的文化史中是不是也有一种共性的东西，象这里所说的“人性一般”的存在？即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某种共性的东西。我们的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不同特点，同时还应在历史长河中探寻人们思想中所潜藏文化传统的共性成分。
我认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在创造力上表现的特点。每个民族文化在创造力上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把世界文化归为二十几种类型，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学说，以此来探讨文明诞生的原因。这也就涉及到创造力的问题。）（二）民族心理素质。（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四）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
我以为探讨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黑格尔曾经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东方哲学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我认为黑格尔这一说法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就是群体和个体、共性和个性或者说是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我国文化传统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我国古代就重以礼节情的思想，直到后来还是把“无己”、“克己”当作美德，要榨掉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使人成为一个空有躯壳的社会性的机器；这种极端思想为什么会在我国一直盛行不衰？这与我们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很有关系。但是，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进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至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
中国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把一切都同伦理道德挂钩。孔子的哲学也主要是道德箴言，思辨色彩不浓。在自然观上，中西有着不同的形态，倘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照来看，希腊是朴素的直观，中国是天人合一。刘勰的“天地人”三才说也是把自然纳入人的道德规范之中。从亚里斯多德《诗学》开始，西方人提出自然的模仿说，中国没有自然的模仿说，因而很少有史诗、长篇叙事诗，这就跟思维方式相关。中国重政教伦理，反映到文学观上就是原道、明道、载道。刘勰的文学总论也是把原道、征圣、宗经融在一起，形成道——圣——文合一的体系。至于言志说，也和希腊的自然模仿说异趣。中国的文学观离不开政教伦常。《关睢》这样的抒情诗也要和“美后妃之德”联在一起，蒙上伦理的色彩。在科技方面，当欧洲还在野蛮落后的中世纪徘徊时，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为什么到后来突然停滞不前，没有产生象西方那样的近代新科学？除了社会原因外，从文化传统中也可以探讨出一些原因。李约瑟曾列表说明科技发展的三个因素：理论、实验和应用。我国在应用上发展很快，在理论和实验上却很落后，往往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东西，这影响了科技的发展。国外一位学者说，中国人的认识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不强调理论思维，讲究直观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很对。
在对文化传统的再评价上，有的论者只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往往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不同意单单从哲学思想方面，比如用儒学来概括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不重要，而是由于哲学思想总是和时代、社会的联系较密切。可是当它一旦凝集在民族的心理中，它就往往冲淡时代、社会所赋予它的特定的内涵，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的确定模式，而这些往往正是构成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原载《文汇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