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非求谏，乃拒谏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此非求谏，乃拒谏也”
周修强
题目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见于《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编定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后不久，宋神宗赵顼死，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八岁，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当政后，专程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当务之急是什么？司马光回答：“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朝廷接受了司马光的意见。于是，下诏号召百官议论朝政得失，直言极谏。
诏书起草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切望臣下积极踊跃上书言事。但诏书中有那么几句话：“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宋史·司马光传》）这段话，设立了一系列禁区，上书言事者稍不留神就得陷于“罚无赦”的境地。广开言路，应该实行“言者无罪”，要求臣下直言极谏的诏书，却写明了“言者有罪”，这样谁还敢讲话？
这时，司马光正由洛阳到陈州任职途经东京，接到高太后派人送来的诏书。读毕，他认为诏书的开首和结尾都写得很好，但是，诏书提出的六条当罚，是堵塞言路。他认为，议论朝政得失，免不了对大臣有所褒贬，那不是“阴有所怀”吗？本职之外的事，稍有涉及，就是“犯非其分”了；议论朝政得失，不可能回避政策问题，岂不是“扇摇机事之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与朝廷不谋而合，不难扣上“迎合已行之令”；如果说新法不便当改，很容易被说成“徼幸希进”；反映民间疾苦，当然是“眩惑流俗之情”……这么多的限制，还有多少可以议论的余地？因此，司马光说：“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宋史·司马光传》）又说：“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为什么会出现“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这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呢？回答一针见血：“时大臣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如果让百官臣工无所禁忌，畅所欲言，把所见所闻，批评、建议都说出来，一定会揭露不少失误与弊病。这些，都将触犯大臣的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当然是他们不乐意看到的事。于是，他们在求谏的诏书里面做了手脚，塞了私货，设置种种禁区，以限制“切言者”。
因此，司马光上书要求删去诏书中限制言论的文字，“使人尽所怀，不忧黜罚，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高太后和哲宗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将诏书删改后颁布，效果很好，百官上书直言者以千计。
封建王朝下诏要求直言极谏，其号召的对象，无非是文武百官，至多也不过加上官僚的候补者。即使范围这般狭窄，还有大臣千方百计设置禁区，加以限制。可见，封建统治者内心虚弱、神经紧张的程度。司马光和他们不同，主张真正的广开言路。他认为，要使下情上达，使朝廷了解真实情况，集中众多官员的意见，就不应该设立种种限制、禁令，妨碍言事者讲真话，而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这一点看，司马光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