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广狭义辨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牛鬼蛇神”广狭义辨
完颜荔
解放后，一次政治运动特产一批“分子”，各有“注册商标”为记。例如“反右”扩大化出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提起来都知道是1957年的（少数是1958年补入的）产品，商标非常鲜明；后来一变而为“摘帽右派”，再变而为“改正右派”，“商标”仍然如故，毫不含糊。所以近年来有所谓“附庸右派”者，只好对人说：“当年我差一点儿没打成右派呀！”究竟差了哪一点儿虽已无可稽考，“没打成”毕竟是“没打成”，这是冒牌不来的。（1957年还出产了一些“内控右派”和“中右分子”，不知何时悄悄地定了，又不知何时悄悄地改了，事秘外人莫详，这就不去深论了。）
“文化大革命”的情形就不一样：搞得那么大，搞了那么久，斗了那么多人，关了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反而没有什么专属这一次的特产。所谓“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所谓“反党分子”，正式作过这些组织结论的并不很多，这些“商标”早都有了，并非“文革”的特产。原来说这次运动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正式戴上这顶帽子的似乎一个都没有，审查结论上都是很辩证地写着“犯走资派错误”，还不到那个“派”的份儿。
只有“牛鬼蛇神”这个称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起来，至今还有点“文革特产”地道“国粹”的味道。可是这个称号的内容很复杂，有广义，有狭义，伸缩性很大。现在似乎是把一切住过“牛棚”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都算是光荣史了。从广义上说，这个词也没有用错。但在“文革”初期，“牛棚”里的所谓“牛鬼蛇神”只是狭义的，专指先前的政治运动中已经正式定为什么“分子”的人，档案上早被狠狠记上一笔，日记、书信有什么“严重问题”，什么“海外关系”的人，他们早就明里暗里上了“副册”“又副册”了。（起先还有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这个称号不大用了，他们历史上很容易找出什么问题，于是都归入狭义的“牛鬼蛇神”一起去了。）至于被当作“走资派”送进来的，那时并不叫作“牛鬼蛇神”。他们昨天还堂堂地列在“正册”上，手里还掌握监督改造控制使用“副册”“又副册”上的“分子”们的权力。今天虽然都进了“牛棚”，同“请罪”，同扫地，同清厕所，似乎平等，实际上还是有分别的。大家心里都清楚：究竟是不是“走资派”，不是运动初期的揭发批判就能够决定的，总还要到运动后期作组织结论时才见分晓。根据以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规律，现在被指为“走资派”的多数，都将不会定为“走资派”，运动之后仍将堂堂正正地名列“正册”上面（也许名次不免暂时排后一些）。而“牛鬼蛇神”的命运早就定了，这次“文革”不把他们从“副册”贬入“又副册”，从“又副册”贬入不知什么册，就算他们的万幸，运动过后他们还不是照样地被监督改造，被控制使用，被怀疑不用……？今天同请罪同扫地同清厕所的多数“走资派”，那时仍然会回到有权听“牛鬼蛇神”们“汇报思想”，派他们“劳动中加强改造”，决定给不给他们“摘帽”的地位。（这当然只是说他们的地位是那样，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人主观上都想那么干。）上天下泽，冠履不可倒置，这是永恒的。
当时“牛棚”里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们自己是这样看的，相互也是这样看的，这就决定了那里的“人际关系”——不，应该说“牛际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切什么工作组，什么思想宣传队，什么“革命群众组织”，也都看到了这种微妙的关系，针对着实行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伟大政策和策略。
到了“文革”中期，大打派仗，有些“走资派”成了两派争夺的焦点，有些“走资派”成了扩大冤狱的活靶子活材料，受到极大的迫害，有不少被迫害至死，相形之下“牛鬼蛇神”的处境似乎稍为轻松一点，这是始料所不及的。但是“文革”的后期，虽然“四人帮”还在控制和捣乱，定案工作仍然不得不大体上遵循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的一套模式：“走资派”都成了“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没有死的大都“结合进领导班子”了；而“牛鬼蛇神”们则是“维持原结论不变”，他们也很感激了。
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决清理平反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种上天下泽，冠履不可倒置的局面还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容我乱说一句，也许正因为改变了，大家也就不大记得清了。于是，“牛鬼蛇神”就只成了广义的包括一切住过“牛棚”的人的总称，最初那个狭义的用法许多人都不太知道了。至少我还没有看过一部文艺作品描写过当日“牛棚”里那种微妙的“牛际关系”的，描写过几年同“棚”难友，“定案”之后恢复了“正册”“副册”“又副册”之分的种种变化的。这不但无助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无助于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可见辨释这个称号的多层次的广义和狭义，更不可缓了。爰不揣固陋，亟执笔而成此篇。　1986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