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心田的大树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植根于心田的大树
刘堂江
周谷城先生从来不曾收过我这样一个学生，然而，他却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
1970年，我刚一跨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门槛，工、军宣队便给我们上开了“阶级斗争”课。他们逐个地批判介绍了本系、本校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后，似乎还觉得不怎么过瘾，又把矛头指向了江湾那边的复旦：“复旦大学有个周谷城，那可是个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宣扬什么‘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无差别境界’论，毒得很！”
我是个山乡青年，孤陋寡闻，不知道什么叫做“时代精神汇合”论。出于青年人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也为了参加“革命大批判”，我就到资料室去找了一些周先生的“黑书”来读。读过之后，我感到自己非但不能“批倒”，反而觉得他讲的那些都很在理，心中暗想：不管他反动不反动，反正这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
后来，我又从复旦的同乡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周先生的情况。比方说：他在青年时期与毛主席交往很深，“文革”前在国内外史学界的威望很高，等等。我也听说了他“拒不接受批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革命群众”要他承认自己的观点是反动的，他反抗道：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我也会进入“无差别境界”的！听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到周先生不但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而且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有一天，我和同乡漫步复旦校园。同乡突然拉了我一把，轻声说：“你看，那就是周谷城。”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位高大魁梧的老者从我们旁边走过，他虽然形容有些憔悴，衣服上似乎还有些尘土，但腰板挺得笔直，昂首阔步，一点也看不出挨批判的晦气劲儿。我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不禁浮想联翩：多象一棵苍劲傲岸的大树！
1973年秋天，我毕业留校工作。为能有机会继续在高校深造，我暗自庆幸。没想到“福兮祸所伏”——厄运临头了。“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对周总理的卑鄙目的，在上海抛出了一个毕业生的《谈话纪要》，掀起了一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狂风恶浪。《谈话纪要》中说，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股“智育第一”的“阴风”叫人发闷，毕业生留校问题就是突出表现，“现在留下的，尽是那些业务上拔尖的，顺从老师的，不大贴大字报的。”于是，我们几个留校的人霎时间就成了“智育第一”的黑标杆。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戳脊梁骨。教学资格被取消了，原先定好的写作项目也不许参加了，系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立足之地。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我们被流放到奉贤盐碱滩上的“五·七”干校。我和同伴抱着铺盖卷儿，坐在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卡车上。颠颠簸簸，颇有些凄凉之感。
我当时的心境坏极了，苦闷象恶魔一样纠缠着我。学知识、钻业务有罪，而“长角长刺”那一套又不会干，也不愿干。我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上没什么出路了，生命之河似乎要干涸了。但我又想：学知识有什么不对？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国家能富强吗？不学无术的人对社会、对人民有何益处？既然学知识是对的，就应该坚持，要象周谷城先生捍卫他的学术观点那样，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一想到周先生的人格、风骨，我顿觉生命又有了活力。在食堂排队买饭、在路上行走再被人指指点点时，也不觉得无地自容了。在一位好心老师的秘密指导下，我又偷偷地写起了关于小说艺术探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