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鲍彤
舅舅死了。死意味着永诀。但这些天，我阖上眼，舅舅的音容笑貌就反复在我面前出现。他总是在议论，不断地议论，论文，论政。远远近近的往事，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又渐渐分开，有的趋于淡化，有的越来越明朗。
二十年以前，也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年头的上半年，气温骤然下降，从春寒突如其来地倒退到漫长的严冬。万马齐喑。只有声讨《海瑞罢官》的尖叫声倒处处可闻。在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上，有人念念有词地在历诉吴晗同志的“罪状”，许多人用惶惑和沉默来表示抗议。对聒噪的乌鸦，舅舅不屑苟同。对被迫噤声的同志，舅舅是同情的。但他不允许自己沉默。他说话了。
“不过我想，贪官总不比清官好……”，“不过我想，用文海战术是不能判断是非的……”，“不过我想，……”——一半普通话，一半硖石乡音，短短几句，语惊四座，掷地作金石声。乌鸦说，这是马，并且胁迫别人也必须把鹿说成马。舅舅说，这是鹿，你不能靠黑压压的文海战术来封住别人的嘴巴，或者强制别人跟着你胡说八道。的确，吴晗同志是舅舅的挚友，但舅舅当时想到的不仅仅是友情，他是在为常识说话，他要维护常识。他深知，一个民族，一旦把常识丢掉了，随之而来的必是大灾大难。本来是常识，一遇到非常、无常、反常的气候，却成了大不韪。于是，是非问题就成了安危问题。当时我在外地，没有身历其境。我只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他的几句“尖端”的话，那些更“尖端”的话是几天后才知道的。回到北京，我去探望他。我心情非常沉重，舅舅却谈笑自若。我婉转地请他“三思”，他淡淡地说：“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他反问：“我说得对不对？”我支支吾吾。他望了我片刻，一种责备的目光，不，应该说是怜悯的目光，好象在说：“我的可怜的没出息的外甥！”我战慄了。他是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孩子，通常不大会体贴别人的心境。但这次，象非常体贴他的被迫噤声的同志一样，也非常体贴我，他轻轻一转，捡起了别的话题，从此再也没有重提这件事。他怕我难堪。确实，我很难堪，惭愧。我，一贯以唯物论者自居；他，从来不说自己对唯物论有多少研究。但是，在惊涛骇浪中，他比我勇敢，坚强，镇定。真理所在，安危在所不计。“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舅舅说了他想说的话，也承担了他决非没有考虑过的风险。
谁说共产党人不能向非党人士学习？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学到礼貌，而且可以学到……党性！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可以从非党人士身上学到党性——明辨是非的党性，尊重常识的党性，追求真理的党性，告诉别人真理的党性。
舅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们常常说他是一位汉学家。他确实是一位渊博而有独到见解的汉学家。他爱汉学，因为他爱中国。爱中国，可以爱科学，爱技术，爱经济，……但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在中药店里当了五年学徒，条件不允许他接触其它更有益于拯救中国的学科。在他的四哥、我的大舅舅吴其昌教授——梁启超、王国维、唐文治等国学大师晚年的学生——的熏陶下，他选择了汉学一途。于是出现了“离奇”的现象。他进的是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半工半读，用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却终身与基督教无缘。他在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得的也是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英文造诣极深，却终身潜心于中国文化：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国的辞赋诗词。他在燕大二年级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文史无所不通”；他本人在当时和此后半个世纪内，一直同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但民族大难当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是坚定的抗日派，不做妥协派，更不当投降派。最初赏识他的，除了顾颉刚先生，还有胡适之先生。胡先生甚至用一些溢美之辞来奖掖他，知遇之甚，可谓至矣！但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舅舅才二十几岁，就同胡适之就抗战还是妥协展开论战，分道扬镳。他个人的乐趣在治学，探源正本，考异钩玄。但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民族的最强音是不当亡国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各大学讲学之余，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写时局政论文章。如果说，今天，由于写了《红楼梦探源》和《探源外编》，他被许多人称为红学家；那么，在抗战时期，他是被许多人称为抗日政论家的。他的最后一篇抗日论文是为重庆《时事新报》写的社评，题目大概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是在日本投降的上一天写的。第二天，评论见报，几小时后，电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暑假，舅舅，伯升舅母，令徽和令安二位妹妹，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中。加上别的亲戚，主客十二人，挤在总面积二十五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中。长辈们睡在床上，晚辈都睡在地下，天气又燠热，无法歇息。大人们常常作彻夜谈，孩子们也不愿睡，都赖在边上听大人谈话。我当时十三岁，初中刚毕业，他们谈的许多内容现在都忘了。唯独谈的那篇《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的社评，以及舅舅爽朗的笑声，使我感到胜利的喜悦和民族的骄傲。“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抗日文章”。舅舅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
抗战使舅舅拿起政论的笔，胜利并没有使他放下。他接触了政治，认识了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许多朋友。他放不下政论的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也在1946年暑假，储安平先生到我家来找舅舅，谈办《观察》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我母亲见有贵客到，没有别的东西招待，就把准备充当晚饭的南瓜盛出来敬客。看到母亲把一碗南瓜端给西装革履的储先生，我觉得有点窘，舅舅却从容不迫地对储先生说：“好，好，老黄南瓜，老黄南瓜，我五姊亲手做的，尝尝！”他们谈了好久，好些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我完全听懂了。舅舅指着我，对储先生说：“他是我的外甥，快上高中了，你送他一份《观察》吧。”储先生欣然允诺，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从此，我每星期收到一份邮寄的《观察》。我每期都读。我不完全同意《观察》的观点，但是，它告诉我许多关于时局的信息，也使我知道了钱端升、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樊弘以及其他许多教授的观点。舅舅的文章，我当然读得更仔细些。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陆续受到来自教师和同学的一些启蒙教育，因此，我认为，他当时似乎还不大了解下层劳苦大众，不大了解我们党。但是，看到他骂国民党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笔势纵横，淋漓尽致，真使人痛快。是的，他爱中国，但他决不爱中国的黑暗的东西。
第二年，1947年夏季，他又到上海来了，又挤在我家的两间斗室之中。牛津大学聘他去讲学。国民党教育部的朋友则告诉他，他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央大学要解聘他。于是，他就经香港到英国去了。后来，1962年9月，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天，我去看舅舅，正好翁独健教授也来看他。翁教授一进门，他们两位就做了一个几乎要拥抱的姿势，翁教授称舅舅“老吴”，舅舅称翁教授“拉·柏蒂”，相视而笑。他们二位在燕大是住同一间宿舍的，“拉·柏蒂”是当时燕大同学向翁教授亲昵地打趣时所常用的法文诨名。翁教授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舅舅说：“我没到英国就想到要回来了！郭老可以作证！”原来1947年舅舅在上海上飞机，一到香港，就去找郭老。郭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当时是夜间，孩子们都睡在地上，舅舅蹑起脚尖，从孩子们的身上跨过。舅舅对郭老说：“中大要解聘我，牛津要我去，我还没有拿定主意。”郭老说：“去好！不过不要太久。太久了，国内的情况你就疏远了。”舅舅对郭老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写封信。”确实，后来郭老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向舅舅发出的聘书，我见过，时间是1962年，编号是001。
这是我1962年才知道的事。但在此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舅舅总是要回来的。解放以后，我给舅舅写过两封信。一次是1956年，我以共产党员的矜持（应该说是幼稚），很不得体地问舅舅：“对人民政府的观感如何？”简直象外交谈判。舅舅很诚恳地回了我一封长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好。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不好。我已观察七年。我认为，新政权比旧政权好得多。”第二次是1959年，我以替母亲代笔、姊弟谈心的形式，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些老气横秋的话，如“务必令二侄说中国话，学中国字”，另外也有一些稍为委婉的话，如“异岛雾重，故国春好，廉颇未老，想必能饭”。舅舅给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说：“你提出廉颇的典故，想来是两层用意。如问我身体如何，我告诉你：两鬓多情，对镜未白，群牙无力，遇食先摇。如问我何时回国，我的回答是，廉颇离开赵国是出于无奈，被迫的，我当然是要回到中国来的。”这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可惜，1966年8月，我被抄家，从此散失。
1962年国庆前夕，舅舅回来了。这对舅舅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正是“大跃进”后三年的困难时刻，舅舅不是不知道。那一年，牛津大学向舅舅提出要续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也聘他去当教授。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大学聘他去当中文系主任。令安妹中学毕业，获得英国教育部为中学生设立的最高奖学金，可以免费任择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但是，既然郭老请他回来，可见国家有此需要，他就举家回国，毅然决然，义无返顾。他的心，在中国。穷？“我是中国人，不怕中国穷。”挨斗？“即使预先知道有这场‘革命’，我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还是舅舅自己的话：“爱国，总是要付点代价的。”
舅舅，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爱国者的责任？舅舅，您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来回答我了！但是，舅舅，我知道您的答案。您一生的经历和事迹，就是您的答案。
我见到过一些很爱国的人。他们想把中国的一切都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很善良，但是，如果把信念建立在缺乏了解——更不用说自大或者排外了——的基础上，那么，一旦打开窗户，难免眼花缭乱。舅舅在牛津讲了十五年学，还到过欧洲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到过日本，五大洲都有他的老师、学生或者朋友。他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不断加以比较。他知道，护短于国无益，爱国不在自吹。他知道，中国并不全好，外国并不全坏。外国有比中国好的东西，中国有比外国差的东西。他不爱中国的坏东西，比方说，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他只爱中国的好东西，爱中国的解放，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爱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国人，中国的爱国者，应该致力于中国的进步。穷，把它变富。落后，就努力前进。
舅舅，您为什么爱中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舅舅，什么是中国人的责任？
使—中—国—好—起—来！
舅舅，请安息吧！三天以后，您将长眠在您青年负笈和晚年治学之地。您心爱的中国，将在后死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好，臻于现代化。
1986年9月9日晨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