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和可能——北京市民办大学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需要和可能
——北京市民办大学的调查
本报记者　鹿舫
民办大学本身，已不是一个新鲜事。然而围绕这类学校，仍存有许多老话题：它的现状如何，作用如何，前景如何？本报记者经调查后写的两篇文章，对此作了探索和回答。
有人曾向北京大学前任党委书记、现任民办中华社会大学校长项子明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您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负责人，怎么对民办大学感兴趣？”他随之答道：我们眼下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又有正在发展中的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中外合营或外资独营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自然要求多种教育形式并存，大学需要国家办、集体办、个人办。
如果说项子明谈的“民办大学适应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带有较浓的理论色彩，那么，中华社会大学副校长于陆琳谈的“民办大学有助于解决国家、青年、家长三方面急需”则通俗易懂。
神州大地何处不缺人才，何处不在呼唤人才呢？可是，国家现在每培养一名普通高校的学生，至少要花上万元。即便是培养一名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也要花二三千元。年轻朋友抱怨，他们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只有3％，可是谁肯往国家口袋里塞那么多钱呢？
民办大学的出现，显然有助于解决国家急需人才而又不能更多地增加教育投资的矛盾。1982年以来，北京市在不要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先后建起民办大学十七所（指本市招生并面授的民办大学，不包括各类函授、刊授大学），招收大专生一万二千多名（相当于北京市普通高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当彭真委员长挥毫为拥有三千弟子的“中华社会大学”题写校名时，当韩先楚、肖克、张承先、童大林等知名人士相邀参加该校校庆时，欣慰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今年北京高考录取率超过30％，虽然这个比例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高的，但全市仍有近三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再加上前些年落榜的考生和因“文化大革命”失去高考机会的人，全市该有多少青年渴望上大学！中华社会大学今年暑期计划招收五百名新生，尽管招生广告写明国家尚未承认该校文凭，毕业生不包分配，但五天之内仍有一千六百多人报名应试。即便是国外教育界人士也不难看出，中国建立民办大学有助于解决广大青年急需得到高等教育的问题。美国全国比较教育学会主席詹金斯教授、英国教育与人口问题专家阿米戴兹教授近年来在实地考察之后，对中华社会大学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为中国青年创造了上大学的第二次机会，你们的事业是了不起的。”
一次，只有三十一名学生的中华社会大学法律专科班召开家长会，到会的父亲、母亲多达四十七位。说起民办大学有助于解决家长亟盼子弟成器的问题，那真是情真意切。他们中的一位——华北电管局工程师孙云裳说：过去，孩子上不了学，就不了业，一家人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又怕他忧愁恼闷，弄坏了身子；又怕他终日游荡，走歪了路子。如今，孩子感谢民办大学给了他一个“窝窝”，我感谢民办大学去了我一桩“心事”。
只谈建立民办大学的必要性而不谈可能性，难免有“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之嫌。民办培黎职业大学校长李逸三希望记者从学生来源、办学经费、师资力量、办学设施四个方面考察建立民办大学的可能性。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人，前两年也是这样说服大伙儿同意他辞去本可以终身任职的国务院参事，而一心来搞民办大学的。他说：
——民办大学的学生来源之丰，不仅在于城里有众多的高考落榜者和“文革”中的老知青，而且在于郊区和“老（老革命根据地）、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想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的人。
——现有二十三个专业、两千名学生的培黎职业大学，绝大部分专业每个学生每学期缴纳学费一百五十元。由于家长支持，缴费并不困难。三年来全校用收得的学费支付各项开支，不仅没有亏空，个别专业还略有节余。
——北京市离退休人员中，身体尚好，有业务专长或管理经验的不在少数。培黎职业大学现有的八十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就是从他们中聘请的。再从普通高校师生比例看，苏联、美国分别比我国高一至两倍。这说明在师资方面，我国普通高校是有潜力的。培黎职业大学从首都四十多所普通高校和六十多个科研、医疗、新闻单位聘请了三百多名兼职教员，其中教授、副教授占三分之一。
——民办大学实行走读，扔掉了普通高校那沉重的后勤包袱。上课大都安排在夜晚和星期天，教室是租用中、小学的。培黎职业大学四十三个教学班，除自购平房六十间外，还长期租用中、小学教室四十六间，所以能够正常授课。全校十七个教学点，分别以人大、北工大等八所普通高校为依托。学生借阅图书和做试验的问题，由这些普通高校支持，也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