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郭庆仕
恩格斯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恩格斯一生中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斗争比任何人都多。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攻击，恩格斯都一定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但是，他自己是以极严格的科学态度对他和他的伟大朋友的著述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同时，他也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当谈到十八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先驱者时指出，他们都“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又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人们包括他和马克思的认识同样都受到时代和科学文化发展等条件的限制。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系统叙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精辟而又明确地指出：人们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有制约性；真理都具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在1848年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在人类对原始社会尚无认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论断。后来德国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并描述俄国公社残存的土地公有制的著作出版了，格·路·毛勒论证从印度到爱尔兰各地的原始社会形态的著作问世，特别是1877年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在伦敦出版后，人类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大大向前进了一步。到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出版时，根据历史科学的这些最新成就，把《宣言》的上述论断表述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1883年的德文版《宣言》序言中，在这一结论前加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限定语。在这以后的《宣言》版本中，恩格斯就用加脚注的办法来对此加以说明。摩尔根从另外的途径发现和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别注意，马克思仔细地阅读了全书，并做了详细摘要和批语。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及马克思的批语，于1884年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明证。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两位起草人就明确地说，这个文献有“不完全”和“已经过时”了的地方。他们指出，《宣言》发表后的二十五年来，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发展起来，由于有了1848年2月革命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有些地方应有不同于最初的写法。
1884年，当俄国的叶·埃·帕普利茨表示要翻译恩格斯早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恩格斯告诉她，对此他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又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2页）。1886年2月，他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所准备的序言中说，“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页）。这个序言由于书的出版耽搁了，后来作为《附录》刊于书后。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非常明确地说过他和马克思也有看错的时候。到了九十年代，当再次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当时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已经开始，结局是无产阶级获得胜利。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讲，历史表明我们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他还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
“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也还未成熟到能够实现社会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600页）。他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自己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和马克思的著述的，他也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运用它以前要先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恩格斯反对人们把马克思和他的著作简单化、神圣化，盲目地照抄和背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党的活动家中，开始出现把马克思著述中个别论点和结论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就是一个典型。他写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一书。恩格斯在校订该书的样稿的过程中，指出：杰维尔只是“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6—67页）。恩格斯多次批评杰维尔无视马克思得出这些结论的前提条件和这些原理的作用范围；指出杰维尔略去了那些原理的“大多数前提和全部定义”，忽视了它们起作用的“一定条件”和“非常明确的界限”，这就使它们“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8、98、84页）。十年后，当再次谈到这本书时，恩格斯又说：“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80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在致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阿·左尔格和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反复批评那些人的错误并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要人们当作信条、不加思索囫囵地吞下的教条。他指出，那种把理论当作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的做法，“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基本精神相违背的。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是创造性的理论，是活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随着工人运动经验的创造和积累，随着它自己不断回答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的理论表现，是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学说概括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成熟的，而且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说他们的这些原理所阐述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0页）。1876年在同杜林论战中，又把社会主义理论归结为，“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历史命运，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他们对无产者的阶级地位的考察，使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诞生后，大约经过近三百年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才让位给机器工业，资本主义才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有其发生、发展、成熟并最后灭亡的历史过程。当然，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暴露，工人运动的展开，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恩格斯指出，人类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总是在其发展之后，而且总是只能近似地相符。因此，恩格斯特别关注并细心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对新的现象、新的情况、新的趋势和新的问题不断地进行探讨和研究。恩格斯晚年正值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他考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交易所作用的扩大、资本输出的增加、国家经济活动的加强等新现象，并把所得出的新的结论写在他和马克思一些著作的再版前言、序言、导言、增补或脚注中。有些读者在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往往只注意正文，不读或不认真地读这些后来写的东西，这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
恩格斯认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他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为认识这个过程、为回答和解决实践和历史提出的任务开辟了道路，而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和穷极对真理的认识。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不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作是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后来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又指出，在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9页）。
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始终保持极严肃的态度，并拒绝对将来社会的具体发展作出预言。他们一向强调这只能由后人根据实践来创造。恩格斯认为后人会比自己更聪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而不是预言家。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从经济上来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历史地必然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谁要从这里去找“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或是想从这里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从批判旧世界中，看到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的许多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曾接触过的，当然他们没有论及，更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指南和方法，而是拘泥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解决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那我们就无法前进。有些问题就是有过论述，那也是在九十多年乃至一百多年前，根据他们当时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作出的推断。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就不一定适合今天的情况，如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的结论，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应当予以修正。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社会主义实现，他们肯定早就用新的结论取代原来的推断了。我们今天若是还死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并用此来框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必将得出有碍社会历史发展的错误结论。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留给他们的后继人来探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在这个领域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活力，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义务和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