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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机制更宽的生长领域——湘粤赣三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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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6-09-20
第2版()
专栏:

给新机制更宽的生长领域
——湘粤赣三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高小蒙 高山 何加正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变粮食统购为合同定购的决定,拉开了全面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的帷幕。一年多的实践表明,改革初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由于三十多年所形成的传统体制复杂而又严密,实质性的进展遇到了一些障碍。
我们在湘粤赣三省看到,不少地方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有些措施实际上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主要障碍在哪里?深入改革应从哪里突破呢?我们和省、地、县的同志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
死销与活购的矛盾
死销与活购恐怕是阻碍购销体制深入改革的主要矛盾之一,首先是统销压定购。数字是枯燥的,但又不能不引上一些。从全国看,1985年,在粮食平价销售总量中,依靠国家合同定购解决的比重为88%,其余部分动用库存弥补。1986年,全国计划平价销售量中,依靠国家合同定购解决的比重下降到77%,其余部分由商业部委托地方按高于合同定购价的价格代购补足。这个盘子分解到地方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湖南计划平价销售粮食三十一点八五亿公斤,调出五亿公斤,合计三十六点八五亿公斤。省下达合同定购二十八亿公斤,委托代购十点八五亿公斤,合计三十八点八五亿公斤。若按产量能够实现二百五十五亿公斤计算,商品可供量约为六十亿公斤(折合贸易粮四十亿公斤),国家定购和代购部分就占去了商品粮源的97.1%。再看江西,计划平价销售粮食二十点五亿公斤,调出十亿公斤,合计三十点五亿公斤;省下达合同定购二十四点五亿公斤,委托代购十点五亿公斤,合计三十五亿公斤。若按产量能够实现一百五十五亿公斤算,商品可供量约为五十五亿公斤(折合贸易粮三十八点五亿公斤),国家定购和代购部分占去了商品粮源的90.9%。非常明显,由于需要保证的统销数量太大,粮食市场已被国家收购压得死死的,活动余地很小。
其次是定购压议购。虽然议购合理合法,但为了保证合同定购任务的完成,一些粮食产区的政府,事实上都采取一些十分严厉的市场封闭措施,阻止粮食外流。在湖南和江西,省政府都有如下规定:以县为单位,在完成定购任务之前,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和经营议价粮;完成任务以后,组织议价粮出省,也要经过省粮食主管部门批准,并在省政府制订的最低限价以上销售。这样,每年从进入新的粮食年度后(4月1日)“封关”,大体要到第二年1月才能“开禁”,基层企业可经营议价粮的时间只有两个月。结果是,定购压议购,两块全被搞死了。
销售环节的改革是今后的重点
追根溯源,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关于粮食销售体制改革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国粮食平价销售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议购议销的比重,而议购议销的规模大小又决定了新机制生长领域的宽狭。随着收购环节的率先突破,销售环节的改革已成为改革的重点。
事实上,在传统体制中,统购就是为了统销,二者是难分难解的。现在保持统销,放开统购,依托财政补贴抵抗供给价格的波动,其结果,不管国家财力多大,市场机制的生长环节都不可能很正常。在实际运行中,以“刚性”甚强的统销为起点,在死销与活购之间一系列复杂的链条上,最终形成了一组销售压收购的“多米诺骨牌”。
可以说,导致农村定购难稳,议购难活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收购本身,而在销售环节。我国平价销售的比重太大,弹性太小,是目前粮食购销体制的症结所在,无论是稳住合同定购,还是放活议价经营,关键都在减少统销量(以下简称减销)。
当然减销是一件慎而又慎的事情,它不仅关系到生产者,而且关系到消费者,关系到全社会,弄不好容易引起动荡。但目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稳妥地着手探索并进行这一工作。
统一减销难 分权减销易
我们在三省分别探讨了这一问题,总的看法是,减销难,难在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减销方案。分析三省的情况,我们发现社会承受粮食减销的能力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消费者的心理承受力低于他们购买的承受力;二是不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一样;三是不同地区对减少各个不同的粮食平价销售项目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很难统一步骤。比如1985年实行农村口粮购销同价的政策,各省执行就各异;多数省份都留了一些尾巴,而所留的项目又很不相同。我们沿途征求各地对减销的意见和设想,结果,各地排列出来的减销顺序也是千差万别的。事实表明,减销若由中央统一项目,统一步伐,风险和难度可能就要大些,也容易出现摩擦。
相反,分别由各省实行减销就要容易、稳妥些。这方面广东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广东的做法是实行地、市粮食财政补贴包干。1985年,广东财政厅将粮食价差补贴二亿五千七百万元和经营性亏损补贴二亿七千九百万元全部划入各地、市,超亏不补,减亏全留。由于包干的销售补贴不足,各地为不增加本地额外的财政开支,纷纷调减平价销售的项目和数量。这种凭借财政动力,分权减销,风险共担的作法,不仅降低了统一减销的难度,而且顺利度过了被认为粮食紧张的时期。
扩大粮食生产的市场调节已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所必然。为了使这项改革顺利进展,深入一步,必须在销的方面松开一些口子,这样才能适当调减合同定购数字,也才能给新机制以更宽的生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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