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
　　於可训
读了刘再复同志的《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一文，有些观点我赞同，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补充几点意见。如果说人道主义不仅仅作为文学的人性内容，同时也作为作家的意识倾向的话，那么，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走向和发展态势，是人道主义所不能囊括的。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曲，无论是天安门诗歌，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作品都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批判的性质。文学自觉地以它尖锐的思想锋芒和普遍的情感充当了一种政治力量，在为历史尽着“批判的武器”的义务。即令在小说领域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那也是“长歌当哭”，在以灵肉的创伤展示历史性的苦难和罪恶。虽然其中也不乏人性的内容，但作家的意识指向仍然是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同时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回视和反思。其“反思”的历史参照，却是革命战争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前期的“黄金时代”。这显然是一种眷恋传统的意识在发生作用。虽然其中也有些作品涉及到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问题，但人的复归，从总的倾向看，更多地是指向恢复正常情况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但是，当着文学开始涉及到社会变革问题的时候，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中，确实有一种新的因素在萌生和滋长。这种新的因素，我以为是一种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作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的《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是从清理废墟起步，但它一开始便把它的急切的目光投向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人们把蒋子龙的这部作品称为“苏联模式”；此后，在他和其他作家笔下，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改革模式。不管对这些作品和这种文学作怎样的评价，但它们奔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识倾向，却是那样惊人地一致。
涉及农村变革的作品，也许因为中国农村的历史状况而具有特殊性。它大体上经历了从争取温饱到渴望致富，从生存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象反映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那样强烈的现代倾向，民族意识也只是随着农民的命运的变化才开始日渐复活和强化。这是因为中国农民还肩负着更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反对封建主义和极左的政治影响的历史任务。这也就是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在那样广泛的生活领域，集中地触及伦理道德和各种形式的封建残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其中有些作品已经在接近现代意识的前沿阵地，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挣扎和惶惑，便是农民摆脱因袭的重负奔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观念的整体变革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中国农民的现代倾向将会如潮如涌，不可遏止。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将会出现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
无须列举更多的事实，只要对新时期文学在一些主要阶段上的基本轮廓作大致的描述，就可以凸现一个比较清晰的意识走向。当我们的文学以它的全部的情感和理智的力量哭诉伤痕、反思历史的时候，从主体精神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在努力挣脱长期以来极为严酷的阶级意识的压抑和控制。但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快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种社会力量同时也便将文学导向民族意识这个更为博大深沉的历史河床，同时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召唤而伴随着一种极为强烈的现代倾向。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以各种现代观念光大民族传统、振兴民族精神，便成为众多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指向。除了涉及经济改革的作品，在其他诸如历史题材、军事题材、知识分子和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民族意识和现代倾向的潜流涌动的力量。
如果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
“同步”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纵的方面大致描述它的意识走向的话，那么，近几年来的文学由于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发展的状态，文学的主体意识就更为复杂和多样。一方面确有一部分作品在继续跟踪生活前进的步伐，在一些更为新进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在向世界现代文学接近和靠拢。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寻根”文学和“文化小说”的出现，一些作家从民族化的深层积淀中追溯民族精神，给现代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历史的审视和观照。其他诸如有些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人的情绪和心态，以及林林总总的对于现代观念和方式的倡导和探讨，虽然都不无现实基础，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民族意识的一种未来形态。当民族的个体精神在更为健全的意义上被重新塑造和确立，民族的群体意识才有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获得现代文明的内容和色彩。这也许是新时期文学在未来方向上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