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只是忏悔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文学不只是忏悔
　　王纪人
刘再复同志认为，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即对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但还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意识和自审意识。他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应加强创作主体的忏悔意识和自审意识，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从而打出一条自爱之路、自强之道。
这些意识既真诚，也很深沉。但“忏悔”的命题可以引申出一连串社会历史学、民族心理学、文化学、文艺美学，乃至宗教和人类学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之所以多灾多难，从民族心理上追究，是否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自责、自审之道，也即忏悔精神？当包括作家在内的普通中国人被剥夺公民权利，推向真正的人间地狱中去经受浩劫时，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遭遇承担多少责任？当我们以博大的胸怀承认万恶皆备于我时，会不会在客观上为民族罪人开脱了罪责，为那些理应承担真正责任而不知忏悔者留下一条精神的逃路？再者，当我们始终肩着负罪感和忏悔意识时，能否做到冷峻清醒地审视历史，在艺术上予以深刻的表现，并在精神上解放自己和振奋民族的精神？就文学本身而言，忏悔意识是不是使文学增值的必要条件，也同样是一个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清洗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直接导源于原罪说。这种宗教的忏悔意识渗入文学，也就有了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叙事作品。我们现在都承认托氏和陀氏的作品是有着很高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但也应看到正是那种充满了宗教感情的真诚忏悔，导致了种种病态的心理和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成一类的人生哲学。这不仅留下了精神的逃路，也为俄国的专制统治留下了逃路。因此，列宁在批判托尔斯泰主义时就曾指出，这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反动。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崇尚实践理性精神。与西方相比，宗教意识较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缺乏忏悔意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因为缺少一个忏悔意识的染色体，而造成中国人爱遗忘、不善吸取教训的毛病。但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历史本身。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控制系统，农民革命不过触及其表皮，而没有破坏其基本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因此，其作用只是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宿命的轮回。在作家们纷纷鞭挞所谓国民的劣根性时，如果他们仅仅求诸内心，或者深深地谴责自己，而忽略了揭示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那么这样的寻根和历史反思，也不可能是很深刻和彻底的。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为我们作出了可贵的启示。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寻找中国人精神上的病根，也时时地解剖自己；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本质性的批判。至于谈到文学的悲剧精神，我以为并不取决于忏悔意识。屈原的《离骚》何等悲愤，却不因为诗人有过什么自忏。相反，他自言“虽九死其犹未悔”。打动我们的，正是这种为追求真理和拯救民族而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以及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现代的造神运动倒是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注入过忏悔意识，我们不仅把人当作神进行过偶像崇拜，而且发展到后来，竟然盛行起宗教式的忏悔仪式。“牛鬼蛇神”们在被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的心灵拷问，而一般的群众也终于习惯了无休无止的忏悔，不断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理论上，这种忏悔有点接近西方的原罪说，例如出身罪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的原罪。这在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有着出色的表现。如果说《灵与肉》否定了这种忏悔，那么《绿化树》却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忏悔。这反映了作家在新的层次上恢复了忏悔意识，作品中的表现确有深刻独到之处，但也有矫揉造作和过分的地方。
《晚霞消失的时候》同样体现了作者与民族共忏悔的意识和自审意识，但作者同情于南珊的皈依宗教和向往天国，却使这种忏悔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可见忏悔什么，向何种方向上忏悔，都关系到这种忏悔的性质和效果。
总之，我不笼统反对文学忏悔命题的提出，只是认为对忏悔意识的内涵和性质需作进一步的界定，对它的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如果说今天的文学反思需要增强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那么这种自审和忏悔不是为了走向内心，逃避现实，更不是宗教式和文革式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叛性和批判性的“忏悔”，同时又不仅止于“忏悔”。
“忏悔”可以作为一个创作母题，另外还需要各种各样的母题。新时期的文学只有在多样性的创作母题中展开历史的反思和想象，才能给读者以丰富的联想和审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