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徐迟
这也是一次打捞沉船的工程。诗人吕亮耕逝世，已有十一年余。祝他的灵魂平安！
然则，在时间的逝波里，应该说，还在近岸的浅海里。诗人遗下子女二人。尤以长子宗林，悉心打捞、收集他们父亲已经失落了沉没了的诗作。在诗人很多知交老友帮助之下，沉舟终于又浮出水面：龙骨还比较完整，形体的色泽和光彩又重新展现了。
我再次诵读了这本《吕亮耕诗选》，被他的那样精美、情深、形象、光亮的诗篇激动得甚至震慑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位诗人，他那些诗本身就有留芳百世的不朽价值。湖南人民出版社能出版他的诗作，不但很有情义，而且很有眼力呢。
然时间的逝波也还冲刷掉了他的一些诗作。它们有的也经受不住冲刷，不知被冲刷到哪里去了。很可惜，还应当追寻回来。毕竟有不少是追寻不回来的了，令人遗憾。
我和亮耕是同时代人。我们是同年岁的。我比他大一点点，只大了三十五天。不知他是否在1935年发表过诗，在《现代》上？1937年，他在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戴望舒为编委的诗刊《新诗》上，发表过《Ottava Rima四帖》、《独唱》（外三章）等八首诗。《新诗》的主编是戴望舒；在编辑部里跑腿的，有路易士和我两个小编辑。亮耕是1934年来到上海的。当时不是不可能和亮耕见面，一起喝过茶的。迄今年月已这么长久，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只有一些溶溶的波影在动荡，没有十分具体的印象了，但他在赠给我的诗中说了：“我们不曾见过一次面。”大约他是对的，不过我们神交已久。我们都还有许多神交素未会面，“却象是最熟不过的朋友，”非常熟稔，情感很深，永在一淘，再也难忘。“如果要寻找友情的线索，那就是生活，那就是诗。”他说得多好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亮耕的诗是有独特风格、他自己的个性的，很光亮、很开朗，形象特别地鲜明。主要的恐怕是他的诗风表现着一种浓郁的艺术追求，其过于执著，而使有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亮耕早期的诗歌，象征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忧郁、凝重，大多是个人感伤情怀的咏叹；后来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认识。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但抗战前夕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不能完全否定掉。一个诗人以追求艺术性作为他的起始点不是什么坏事。倒是不以对艺术的追求作为起始点的诗人到头来可能是可悲的。不过，艺术追求而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道路是一条健康的道路。抗日战争那样的大的局势也必然能导引诗人们走上为现实服务的健康道路。亮耕在三十年代末写的诗都是抗战文艺了。他写得比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丝毫也不差，有些甚至还要强些。他满溢的激情喷涌而出。他决不作干嚷。他写的是诗，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激动，其中深深地感染读者的，如《望金陵》、《不死的记忆》、《望江南》、《一面敌旗》等等。在纪念抗战四十周年的今天，他这些战斗的诗篇依然多多的激发了当年的同仇敌忾，也召回来许多记忆。它们是不朽的诗篇。因为写过这些诗，他是永生的诗人。
他在四十年代，先当了好几家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后又当了三几家地方报纸的总编辑和主笔的职务。可惜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后半的诗，现付阙如，当时他一定是写了很好的诗篇的。到了五十年代之初，他离开了报纸工作，当了中学语文教员。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的《诗刊》创刊，那时主编臧克家同志和我都比较注意团结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的诗人，竭力要动员并组织他们回到诗坛来。我们找到亮耕，向他约稿，接到了他的《历史画两幅》。喜的是他写得那样美而雄健有力，我们包括吕剑和吴朗都是非常欣赏非常之高兴的。那年三月号《诗刊》发了这两首诗。当时真应该鼓励他写一百幅这样的历史大画的呵！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傜山行》。我们满怀着对他的希望，相信他必定能为新中国写出瑰丽的诗篇来。但是风起云涌，电闪雷鸣，九月号发表了他的《韶山的农民在战斗》。这首诗，今天看是不妥的，只能“存目”的了。随即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被错划为所谓“右派分子”了，蒙受了一切横暴侮辱和不幸遭遇。整个六十年代贫病交加，而迫害越来越厉害，到七十年代，他完全无法生活下去。不知他是怎样地支撑着的？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高风亮节的人：“愿从劲节求知己，岂向柔枝托至情。”（《梅菊吟——赠诗友》），这样的性格竟不容于这样的社会。到了1974年的国庆前夕，他支撑不下去了，就此离开了人世。他也来不及听到他得到平反的音讯了。我们要控诉那可诅咒的极左路线，迫害了我们如此优秀的诗人。
他曾经这样地引吭高歌呵！我要告诉远远近近的朋友：／我快乐。生命如春花开放在春天，／阳光在泛滥，哗哗的波浪在呼喊。／原因很简单：我生活在新中国！
这首诗题目叫《快乐》。怎不令人读了掩卷凄然？
但是让我们快乐起来吧。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1985年10月24日
（编者附记：本文是《吕亮耕诗选》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