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里永远装着群众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他心里永远装着群众
艾斐
测定任何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恐怕都离不开这样两把既公正、又严峻的尺子——一是时间，一是群众。
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红极一时，却又很快冷落黯淡下去，乃至全然被时间一笔勾销的作家，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一味自鸣得意、自我欣赏、冷眼向世，始终不被广大群众买帐的作家，同样也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这种“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的作家，在古往今来的文坛上并不少见。而真正的作家，却又往往要在经过时间和群众的严峻考验之后，方可弥显其光彩和价值。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位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又深受广大群众拥戴和喜爱的作家。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在从心底里呼唤着这位始终向他的父老兄妹袒露着真诚之心的作家；至今，国际文学学者们还在饶有兴味地研究着这位浑身冒着土气、头顶上落满高粱花子的中国作家。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汉学家访华时，就曾一再表示她十分喜爱赵树理的作品，并将之作为真正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好的借镜。
赵树理何以博得世界文学学者的青睐，并在广大群众的心里扎下根呢？这原因就在于：他的脚跟始终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中国的老百姓，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
赵树理土生土长，及至参加革命，当了大作家，头上的桂冠一顶又一顶，他却仍旧保持着布衣“土”气，坚持“泡”在最底层的生活里，坚持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热炕头上拉家常，吃饭和老乡一个样，干活比老乡更内行。他从来没有为了写作和想要写作，才去深入生活，才去“捞材料”。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他还说：“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他认为“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滑稽”。他郑重地告诉人们：“我写那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做”的，而革命工作的主要基础、动力和对象，则始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说到底，文学和艺术事业都永远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是最广大的群众的事业！既然这样，任何作家在写任何一篇作品的时候，就都应当而且必须首先想到：一要对人民有益，二要受群众欢迎。
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已经传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灵泉洞》等作品中，清楚地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他作了长期准备，正要动笔时却被动乱年月扼抑了的长篇巨制《石头底》中看出来。赵树理曾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荒村里，靠喝粥写下了他千年不朽的《石头记》。不过，他所写的都是石头上面的事，石头上面的都是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大家闺秀，将军王妃，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一类统治人的人，而决不会是苦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农民，决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曹雪芹写石头上面，我老赵愿意写石头下边。石头上面，曹雪芹写了一百零九万字，我老赵写石头下边最好也写一百零九万字，当然，也许多写一万字，凑成一百一十万字，或者少写一点，写它一百万字。总之，要画出一幅中国农民的全景图，要写出广大百姓的沧桑史。
赵树理的作品，除了题材内容上的刚健、清新、质朴、笃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之外，在表现形式、艺术技巧、创作方法、语言风格和审美追求诸方面，他也总是有着特别的讲究和特殊要求的。他对农民熟透了。他懂得他们的心，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和追求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他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受到群众的喜爱？怎样才能使他苦心经营，形成自己的风格——通俗，诙谐，生动，清新，刚健，泥土味浓，情节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逼真，表现形式活泼，对话语言幽默。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象刚刚从生活的池塘里捞出的鱼、采出的菱、掏出的藕一般，鲜嫩嫩、活溜溜的，一指头捺下去，便能掐出汁水来！
赵树理的作品博得老百姓和大学者的喜爱，雅俗共赏。识字的可以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这对赵树理来说，不啻是一种追求，而尤其是一种宽慰。为了实现这种追求和获得这种宽慰，赵树理须臾不忘他的父老兄妹。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脱稿之际，好几家大出版社一齐来“抢”稿，可赵树理却统统婉言谢绝了。最后，他出人意料地、十分郑重地把稿子送到了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人问道：“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酬低，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呢？”赵树理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就冲这一点，我一定要把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送给他们。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便宜了，这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六十年代中期，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赵树理在全国解放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新作时，本希望他能给这本书起一个“雅”一点的名字。没承想，赵树理筹思再三，却决定用《下乡集》作为书名，并随书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写了一封心意拳拳的信……
这就是赵树理！孙犁在谈到这位人民作家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几经转战，进展好象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
这话，是引人深思的！——尤其是在纪念赵树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一面庆贺创作连年丰收、大谈大胆探索和创新、各种文学奖励频仍不断，另一面却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八亿农民）深深地患着文学饥渴症、在嗷嗷待哺中不得不用武侠小说充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