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李喜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导，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制约着政治革新的程度乃至成败。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几千年来从未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随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追求、探讨和宣传，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虽然都失败了，但再次证明了人们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到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讲的都是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思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相当一批人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重大变革，因为在中国封建的法典上找不到要把外国人的“技术”拿来维护“天朝上国”的条文。于是引来了顽固派的一系列攻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长技”不但解救不了清廷的危机，反而会败伦常、坏人心，使中国不成其为“礼义之邦”。可见，办洋务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要从理论上透彻地加以论证，使人们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可惜，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大都不懂理论，他们手下也没有洋务理论家，他们培养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没有在这方面作文章，他们注重的是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洋务派在和顽固派的论争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例如在关于海防、同文馆的兴建、要不要修铁路等争辩中，很少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虽然洋务派最后还是战胜了顽固派，但这是一种“权力”压服，并非从理性上解决问题。洋务派官僚只知变“事”，不知变“理”，洋务运动缺乏真正的思想基础，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尽管李鸿章等人有权有势，也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诚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不从理论上更新人们的思想，只知“抱着石头过河”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和洋务运动不同，戊戌变法则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开始的。就在洋务运动后期，一些了解世界局势又善于沉思的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就批评办洋务的不足，提出学西方的根本是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改官制。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反复介绍西方的议会、学校、财政以及各种制度，虽然这是一种传声筒式的介绍，但毕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甲午战后活跃起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较王韬等人深入了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他们了解的那一点西学经过消化吸收，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古香古色地鼓吹维新变法，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与此同时，严复在天津努力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使知识界耳目一新。紧接着，维新志士开始办报刊、开学会、建学堂，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然而，戊戌变法是短命的和不彻底的。这从他们的理论宣传上也可以找到原因。康有为等人在理论探讨上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变法才能救中国，人们接受的比较多的也是“变”的思想。如何变，变以后出现什么后果，他们很少论及。加之这些人当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旧势力认识不足，变法的艰巨性更未想到。他们所写的理论著作，影响面也是有限度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主要波及于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较通畅，影响面也限于部分知识界；严复的译著，读的人也有限，《天演论》的真正社会影响是在二十世纪初年；谭嗣同的《仁学》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抨击清廷的民主性，但秘未传世，戊戌变法之后才出单行本。而且，康有为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的传统理论从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却千方百计地论证维新变法如何符合封建圣人们的教诲，他们的思想主张如何与封建理论合拍。当守旧分子揭穿他们的老底之后，康有为等除了搪塞，就别无良策了。这种理论探讨的不深入，限制了康有为等维新派变法思想的发挥，也决定了戊戌变法的软弱无力。退一步讲，就是康有为等人这种不深入不完备的维新变法理论，其影响面也不大。这种思想解放的幅度，当然不可能对抗深化到一切领域的顽固而强大的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所以，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是有限度的，作为其政治反映的“百日维新”就更难尽如人意了。
如果说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是以温和的、合法的、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包裹在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方式出现的，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则是激烈地、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因为在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队伍，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特别是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大辩论，这就促成了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颇具规模的较自由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的结束。思想解放对政治变革的促进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充分。但是，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既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孙中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人们提出的研究课题虽然很多，但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并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仅是“革命排满”，其它都是“夹生饭”。所以，清廷一倒，革命党人的绝大多数都迷失了方向，连章太炎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鼓吹起开明专制来了。那个不是满族人、又有实力、善于耍两面派的袁世凯成了多数革命党向往的“强人”。“非袁莫属”不仅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分子的心声，南方的革命派中也很少不人云亦云。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孙中山的被迫让位就势所必然了。辛亥革命只能把皇帝赶跑而建不起民主共和国。政治变革的程度再次受到了人们观念更新程度的制约。
五四运动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从刊物的内容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虽然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改名《新青年》，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爆发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
总之，近代历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理性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