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富即安？——深县农村民情调查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为什么小富即安？
——深县农村民情调查的启示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深县，古称深州，处华北平原腹地，向为粮食产区。单家独户经营，自给自足自乐。对于门外大千世界，纷繁市场，深县人过去很少想，也不大懂。
以桃为例。深州蜜桃有“魁桃”之称，但自古为贡，为礼，极少卖。所以虽有盛名却始终不盛。今年夏末秋初，蜜桃进京，走俏于市。深县人发现，种桃可以发大财。县里计划，五年内把全县五万亩宜桃地全部种桃，那时，仅此一项年收入即达七亿元，为1985年全县年产值的两倍。这件事使人闻之悔多于喜：怎么过去没想到这样干呢！
这样的事在深县还多着呢。假如象高盐场村那样，在千亩盐碱地上种牧草，去年收入七万元，全县数十万亩轻度盐碱地可以增收多少？拿这些草养牛羊，又能增收多少？假如象西景萌村那样办厂，当月建，当月产，八个月即获纯利五十万元，那全县农民又能增收多少？
深县致富的路不算少，不仅有优势，而且某些劣势也能转化。今年春，县里确定发展商品经济的三大突破口：果林、畜牧、乡镇企业，提出“东畜、西果、南粮、北油、中蔬菜”的专业区域规划，前景颇诱人。
不料，在县委4月份发下去的七百份民情调查表上，竟有70％的农户在“你今后三年有何打算”一栏中写道：没什么打算，或干脆什么都不写。他们似乎对近几年的衣食足很满意，对深县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划并不象所期待的那样热心。
“小富即安”，县委书记高庆英说，“这种思想阻碍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深县所谓“小富”者，是指人均年收入三百五十元到一千元、有条件发展生产的那些农户。这部分人约占全县农民的70％。所谓“即安”，是指某种安心于现状不求发展的情绪。据记者观察，这种“安心”的背后，其实是农民对安全的依恋和对风险的畏惧，而这种心理又出自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
牛庄村文汝一家即是这类农户的代表。丈夫在外工作，她本人在乡办丝网厂做工，承包三亩好地，还经营着一个大鱼塘和一个小院落，后者容纳了两口猪，十几只鸡和几棵枣树。四口之家，五业俱全。人均收入千元以上，足可使其安居乐业而无事他求。
深县绝大多数小富户如文汝家一样，已把大部分劳动时间转移到土地之外，但完全离土的人寥寥无几。我问文汝为何不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自己专心搞工业或渔业。她摇摇头：“没有粮食怎么行？”原来，她的工副业收入不稳定，时多时少，粮食虽投入多，收入少，却是“保命的东西”。
看来，农民是带着深深的不安全感驶向商品经济大海的。他们何尝不羡慕专业化生产的大船，但是，假如那船翻了怎么办？小留庄那个农民去年办起大规模的专业养鸡场，不就由原来的收入万元户一下子变成负债万元户吗！所以，农民要在自己的小船后面拖上土地这个自给自足的“救生圈”。这样，既可享受工副业的高收入，又有低廉的农产品保驾。农民的满足于小富，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足衣食而又少风险的兼业化生产方式使然。
兼业的特点是“小而全”。这种生产方式的弊端与它的优点一样突出。记者与农民闲聊时，发现不少兼业农户在看重粮田的同时又流露着对粮田的轻视。“粮食能值几个钱”，他们总是这样说。确实，种粮收入低使兼业农民正在把种粮当作副业。他们不愿向土地增加物质与时间的投入，只在一早一晚偷闲下地，叫作“早晚农业”，不肯不种，亦不肯多种，保自家饭碗有余，增商品粮则不足。
照此看来，兼业这种生产方式，是农村致小富之路，但同时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致大富的障碍。
跳出“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循环圈，而入专业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之境，确有把农民的“安”变成“不安”的必要。马振亚就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去年，他承包了村里一百五十亩几乎荒芜的果园，把自己的粮地让给别人，以全部的积蓄和劳动时间搞苹果新品种。一时间，街头炕头，议论纷纷。去年人们摇头：等着倒霉吧！今年人们疑惑，一棵苹果条子竟值五毛钱，我那地里一棵苗才几分钱。马振亚笑着对记者说：“等明年，我的苹果树全长起来，村里人该眼红了。”
从安心于小富到冒险争大富，正是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艰难但却有意义的跳跃。据县委的同志说，象马振亚这种人，在全县只有1％。但是，这个1％以及周围农民对这个1％的“眼红”，是不是“不安”的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