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
一九八六年第七期《青年论坛》，发表了一部分青年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俞敏生谈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完善，才有长治久安、和谐活泼的政治局面，才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得益彰，协调发展。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原生形态，在今后历史的发展中永远不会死灰复燃。但是它的次生形态和派生形态，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却未完全绝迹。这些次生形态和派生形态是依附在小农经济残余和封建余毒的躯壳上的，它们的消失有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长期繁荣，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民主、法制也应当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合拍。
陈汉文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几条社会历史根源。他认为：一是中国社会关系的维持过程中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唯上是从、个人崇拜，文化关系上尽管标榜“仁”，但“仁”得服从“忠”，在“忠”之下可以不仁、反仁。二是社会调节机制的硬化。中国社会调节机制具有这样三个弱点：一、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不是经常调节、不断调节，而是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调节；二、调节方式的强制性，通过运动强制进行；三、调节手段的单一性，不是通过健全法律、调整经济杠杆、进行文化的开放交流等多种手段，而只是片面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三是社会体制的封闭化。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对中国所处的地位茫然无知，竟想把“文革”这样的运动推向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
在分析“文革”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尚明方说：儒学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统治意识，已经不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导部分。虽然许多人不知道儒学包括哪些内容，但儒学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情感取向等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强有力地支配其行动。正因为如此，“文革”中不少群众对“一言堂”、“忠字舞”之类封建玩意恶性泛滥竟不觉察其荒谬、愚昧。
曹远征指出：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改善我们的制度，更是要改变几千年来我们技术进步动力不强的局面。这种改革才称得上对“文革”真正彻底否定。另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又必须站到更高的层次来反思“文革”及其各方面的根源。目前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我们特别盼望各门科学都能携手并进，从各方面来认识、也帮助人民群众认识“文革”的教训和改革的意义，总结昨天、把握今天和开拓明天，推动改革事业加速前进，推动民族再生、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