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短短的七八年里，我们从“文革”造成的“书荒”中走出来，成功地解决了一个民族十亿人口的精神饥馑。今日出版界，面临新的挑战，且看——
兴盛与危机
郭锷权
凋敝之神悄悄叩门
这些年，在国家没有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出版界把十几万个品种的图书送到读者手中，每年发行六十余亿册，我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出书国。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增至四百余家，为1966年的两倍。山东、江苏、湖南、四川过去每省只有一家出版社，如今分别是七家、八家、十家、二十一家。以湘版图书为例，在“文革”前出版业黄金时代的1965年，出书也只有一百五十一种，大多是四分至两角钱一本的小册子；1983年，出书一千两百多种，增加了七倍，成为全国有影响的省版书。
“福兮祸所伏”。当少数同志还在盲目乐观地追求更高的几何发展速度时，凋敝之神居然在悄悄地叩击几百家出版社的财门。今年，全国图书库存码洋突破二十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控制的宏观指标。出版、印刷业中，告债者有之，寅吃卯粮者有之，濒临破产者亦有之。几百家大型印刷厂的高速轮转机停工现象普遍，中小型企业无米为炊的日子难熬。
怎么回事？出版界很多人在最初的茫然后，转入了沉思……
宏观与微观
这几年，出版界不自觉地刮起一股跃进风，大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势。很多人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过去几年里，我们的出版业主要依靠并不正常的市场需求
（书荒和盲目征订），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出版行业陈旧的、盲目的经营方式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其弊端也“按比例放大”了。
十亿人的中国的出版业不能没有一个统筹的宏观规划。“七五”期间或更远一点，全国以设多少门类各异的出版社为宜？每个出版社的优势在哪里？同一类型的出版社如何加强横向联系？发行体制从何着手进行根本改革？全国出版社的编辑、发行人员如何选择、培养？遗憾的是，出版界为此“踱踱方步”的人似乎还不多。
宏观失控导致微观失调。
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小而全”，仍是一些同志不懈追求的目标。一哄而起，盲目扩增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官多兵少，至今仍是个空架子。一些省的出版总社大院里牌子多，行政人员剧增，办事效率低。不久前在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英国参展的一家出版社到了而立之年，还只有十七人，出版物却在世界赢得声誉。
建国三十七年了，独家经营的图书发行体制基本未动。我国传统的图书发行渠道被人为地一刀切除。条件苛刻的代售使图书发行工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失去了买方市场。“瞎子摸象”式的图书征订弊端长期无法纠正。全国县以上的新华书店大多缺乏一支训练有素、信息反馈灵活的征订队伍，顶职者多，顶用的少。订书大权落在外行手中，造成一部分图书积压，一部分图书无法“出笼”。今年，全国仅连环画、年画的库存积压、报废就达三亿元。
非良性循环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许多出版社处境艰难。有学术价值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著作的征订数锐减。浙版书今年第一季度向全国征订二百七十五种图书，其中五十三种为零本，五十九种在三千册以下，七十三种不足万册。印数寥寥，是要贴血本的，只好将纸型束之高阁。为了生存，很多出版社作出不成文的规定：五千册开印！一万册开印！一些价值连城的著作也领不到“出生证”，只好“含冤九泉”。
随之而来的，仍是买书难的局面。
改革的思路
振兴出版事业的唯一出路在于改革：
——要注重调整全国出版社的宏观结构。能否考虑地方出版社也象中央一样，直接由政府领导，置于宏观协调之下。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企业破产法则应当同样适用于出版社。
——图书发行出版必须来一次大的改革。破新华书店独家经营、一统天下的局面。历史悠久、中外驰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应该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有条件的地区应提倡办专业书店。欢迎社会贤达、海外巨贾在国内经营书店。国家应积极扶植集体和个体书店下厂下乡，增加图书发行网点，并保证它们有利可图。取消对出版社自办发行、另辟发行渠道的种种限制。
——提高图书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的素质。中央主管部门应尽快设立全国编辑人员训练中心，分期分批轮训图书编辑人员。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也应把培养、训练征订员、发行员的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要培养造就出版业的经营家。出版社出好书是个优势，但没有经营家也会变成劣势。上海出版行业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每年可向国家上缴一亿元利润。有些同志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出版家，不当出版商。为什么不能当好社会主义的出版商呢？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要发展，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行家，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形势逼人，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