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侧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武汉展览馆，数千位发明者的一千三百多项发明向人们绽开笑脸，您也许想知道：展品后面的故事——
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孔晓宁　何黄彪
智慧之花四处开放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曾向人类文明史奉献过许多发明创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无数炎黄子孙又在现代化的征程中洒下更多的汗水和心血。
请将目光投向展厅——
“时间分割多功能传感技术”，是今年获得日内瓦州大奖加金牌的发明家张开逊新近取得的成果。这项发明对传感技术理论作了一些突破，利用这项技术制成的传感器，可实现温度、风速、流量、湿度和热导的连续、高速、高灵敏和超远程测量，有极为广泛的用途。其中，医疗上用的小型传感器，可对病人的呼吸变化、体温、体液、小便流量等进行连续测量。这种医学上十分需要的多功能装置，目前在国内外无与伦比。齐向春，这位山东省临沂地区发明协会的会长，这次不惜卖掉了黑白电视机，筹集路费，与同伴一起赶来武汉参展。他领导的有十八名科技人员、农民、工人、士兵参加的协会，自去年5月成立以来，已完成业余发明二十多项，其中十八项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他们这次带来的自己发明的“自动乐谱架”。在发明者音乐演奏会上，小齐一边演奏，自动乐谱架上的乐谱徐徐移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
正在“可变径电视天线接线盒”展牌前作讲解的发明人李京麒，才仅仅是个十岁的小学生啊！他调皮地趴在椅子上，向人们讲述他那有趣的发明经过。今年初，他和爸爸去泰国探望外祖母，带了个大彩电。回国后，爸爸买回电视天线和接线盒，可它们的口径和管径不一样，怎么也装配不上。小京麒心里着急，智慧的火花忽然在他脑中闪出：“记者叔叔们的照像机镜头既能套大，也能缩小，这不也可用到接线盒上吗？”——一个发明思想就这样产生了。
浏览于展览大厅，人们很容易发现：这里的发明层次有高低之分，却同为社会所急需；发明人有年龄、知识之异，但都从自己的起跑线上奔向成果的终点。倘若，我国亿万人民群众都将智慧投入发明创造，我们的生活该是个什么模样！
智力效益出自改革
科研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扬起了发明家们智慧的风帆，激励他们去创造越来越高的智力效益。
天天被观众、厂家围观得水泄不通的利用大豆生产高蛋白冰淇淋技术，便是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几位研究人员的高效率研究成果。由于这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选题、推广成果等科研活动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可从技术转让中获得适当报酬，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几位科技人员自从今年3月正式列题，研究高蛋白冰淇淋制作技术，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不到三个月就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开拓出大豆深加工的新工艺。用这种工艺生产出的大豆冰淇淋，色正味美，营养价值高于牛奶冰淇淋，成本却只有它的二分之一。
利用大量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乌桕树的桕脂制取类可可脂，再进一步加工制成优质的巧克力、威化饼干等高档食品，是江西工业大学陈才水、高荫榆夫妇于1984年研制成功的，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胡启立同志还深入到学校视察，发表了重要意见。了解到这项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其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发明成果，相继有十六个省四百多厂家主动上门，要求转让技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另一个环节，即鼓励非职务发明的条例，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电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年轻的女助理工程师周仪研制的“弧长仪”，就是这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这项发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能象直尺度量直线那样直接量取任意圆弧长度，并能得心应手分割圆周和弧段的通用量测工具，适用于各种领域。人们为这项发明还感到特别骄傲：我国继祖冲之早于外国一千三百余年研究出圆周率后，又在世界上率先突破了“曲线不可直接度量”的禁区。现在，她的理论已经写入了高等院校教科书，其技术已申请国家非职务发明专利，工厂正在大批量生产，以满足各方面的急需。
发明家的呼唤
云南省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周林，是这次展览会上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发明家。两年前，他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时，从事“冻疮治疗机”的发明，却被有的领导斥之为“不务正业”，并多方刁难。他对所里的科研工作提出改革的建议，更遭到掌权者的嫉恨和打击，迫使他停职停薪，在长达二十个月里，四处流浪。当他去年10月在世界青年发明家展览会上获得金牌之后，问题仍未解决。
今年5月，国家科委、中央新闻单位分别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周林的艰难处境。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具体的干预，他的问题总算基本解决。半年多来，他怀着对党中央的深切感激之情，奋发攀登，短短时间内，就与同伴们搞出了呼吸道感染治疗机、创伤愈合机、多用台历等七项发明，这次一齐带到展厅，立即受到了观众的热烈称赞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他深有感慨地对记者说：“目前，中国的科技人员肩压两副担子，一是困难重重的科研工作，另一是封建传统思想的阻碍以及某些领导人的妒贤嫉能，这后一副担子，把多少科技人员压得透不过气来。”
在这个展览会上，还有一些已经取得了成果，但仍然受到刁难，压抑的发明者，陆续找到记者，叙述甚至是哭诉自己的苦衷。他们多么希望得到理解和信任，多么期望各级领导能都来当“伯乐”！总结经验教训，一些发明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看法：“我们不能仅靠伯乐，而且要靠好的制度；发明家的合法权益不仅仅要靠领导部门来维护，更应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