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李侃
最近一个时期，联系义和团运动，初步思考了一个我认为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有三种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的阶级力量，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主要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农民为主体，先后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先后发动过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四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比较而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联系比较密切一些，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比较广阔一些。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的联系则并不那么密切，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相对地显得狭窄一些。
从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任何改良和革命都要失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要落空。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根本不去也不可能去注意农村、农民和土地问题，妄图把近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建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保持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搞近代化的“洋务”，结果是一败涂地。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变法事业局限在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不但不去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而且担心农民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变法失败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脱离农民群众，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似乎注意到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同盟会的纲领上写上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然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产生中国共产党以前，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阶级、政党，哪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真正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能够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发动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然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本以为可以用农业集体化来发展农业生产力，逐渐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然而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农业互助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迅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现实生活又一次显示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
谈到这里，我有一个粗浅的也是很不成熟的想法。多年来我们似乎把对近代农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上，而对两次运动的研究又是集中到关于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战争的攻守进退，人物的功过是非等等问题上，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以往这种研究范围、课题和方法，远不足以科学地历史地说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听到有所谓“史学危机”的说法，说得浅白一点，就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并不主张历史学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也不赞成搞现实生活与历史现象的简单类比，但我觉得历史学的研究，总要给人们以智慧、借鉴和启示，有助于人们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看到历史前进的趋势，从而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我们都承认农民和农村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对近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历史到现状的发展中，从国情、民情、历史特点的研究中，认识得比较清楚呢？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比较清楚的理性认识的。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曾深刻指出，当时在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性质、形态，他分析说：“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我们虽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这就是对近代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概括，这就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可惜，以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并没有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过分过急强调集体化、公社化，忽视商品经济，批判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理论和“左”的思想政策指导下，使得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
既然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初期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当然就是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仍然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不发达，农村和农民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不但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甚至还没有进入近代。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村和农业生产中去批判什么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躯体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去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造成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而我们对于近代农村的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的困难程度，可以说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当然不是说有了这种研究，就能够改变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但是至少使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头脑比较清醒，尽到了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人们都认识到平均主义或叫“吃大锅饭”是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而平均主义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意识形态，孔子就讲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说法，都是要以平均的办法来调和社会矛盾。至于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为号召，到太平天国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发展到更全面更“彻底”而理想化了，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在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一种幻想。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思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绝对平均分配有限的物质财富，实际必然“平均”贫穷。平均主义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土壤，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很值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结合上，进行一番分析研究。
这里，我还想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谈谈农村文化问题。如果说建国前夕，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末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差不多也是停留在古代。首先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至少有70％到80％的人是文盲。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在文化科学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长期的封闭、落后状态，必然造成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又长期浸渗农民的思想意识。在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的余毒不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状态，甚至比改变经济贫困更为艰巨。近年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谈论日益多了起来，似乎成为史学的一个“热门”，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不敢妄谈深层次的、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文化问题，只是直观地感性地感到，文化总不能与人们识字不识字、有知识没有知识、知识多知识少没有关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文化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文化与“治人”，读书与做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广大农民既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掌握文化的权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既是富有的，又是贫困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富有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是贫困的；古代传统文化是富有的和灿烂的，近代文化却是落后的和薄弱的。我认为不论从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出发，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研究近代文化史，都不应该忽略农村和农民文化问题。不从长远的战略上着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不去正视历史造成的严重文化落后，势必要妨碍和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当然，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远不止上面说的内容。这是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宽阔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拓、发掘和深化。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