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外文化的分析态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鲁迅对中外文化的分析态度
胡乔木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对中外文化都有深刻的研究，并且对介绍近代外国文化，整理和批评中国旧文化，发展中国新文化，有特别重要的贡献。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仍然继续他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鲁迅厌恶偶像，在座的各位也都厌恶偶像，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不尊敬和怀念这位英勇的先驱。
鲁迅从早期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作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到二十年代末期成为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者。这是他个人思想发展和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跟近代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所经历的一样。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思想转变，相反，他是极郑重地作出自己的选择的，选择了，就极郑重地坚持到最后，无论在敌人的怎样的恐怖和压迫面前，没有任何动摇和退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整体来看，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社会、历史、文化、文艺，作某种简单的、狭隘的、机械的理解。他坚决反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互不相容的观点，坚决反对把文学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的观点，也坚决反对任何人以阶级斗争之名对别人实行恐吓、辱骂和专断。显然，他认为那些思想和行为，都是完全违反自己的科学信念的。这在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想界，实在是非常之难得。
各位都知道，他十分热心于扶持青年的革命作家和革命美术家，十分热心于自己介绍和支持别人介绍外国的革命作家，革命美术家和革命的文艺理论，十分忠实于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革命活动，并且对那些亲帝国主义的，反对革命和进步的中外作家，评论家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指责。同时，他也热诚地跟并非左翼而有益于民族和社会的文艺界人士以及其他方面人士交往，或对他们给以肯定的评价，热诚地介绍外国的虽与革命无缘但仍是人类文化财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论著。他为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小说二集，他和柔石等人在朝花社对外国文学和外国美术的介绍，他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他在黄源协助下主编的《译文》，他的《壁下译丛》和《译丛补》，以及他用极大的努力翻译的《死魂灵》，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这里似乎也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他对于某些自己早年曾受过影响的作家，晚年也仍然支持对他们的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但又在自己的评论中对他们思想的消极性质进行明确的批评。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是主张和实行“拿来主义”的，而按他的解释，拿来主义就是“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所说的“拿来”，决不是简单的、不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两者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在近代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拿来”，“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他开始文学活动以来的一贯主张，只是在晚年才这样明白说出罢了。
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也采取同样的分析态度。在对中国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的批评方面，在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历史沉积物的“国民性”的批评方面，无论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和以后，始终是中国思想界最积极的战士。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曾着重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他的最后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三卷，评论旧思想的篇目比过去任何一部杂文集毫无逊色。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鲁迅的远见卓识，受到现今中国的评论家们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值得同样注意的是，鲁迅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在参加左翼运动以后，他虽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专注地进行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以及中国古代美术、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但是仍然修订了《中国小说史略》，增订了《小说旧闻钞》，仍然最后一次校阅他所悉心校订的《嵇康集》，仍然同郑振铎合作编辑了《北平笺谱》和重印了《十竹斋笺谱》，仍然在《故事新编》中既写了《采薇》、《出关》、《起死》那样的讽刺性作品，又写了《理水》和《非攻》这样热烈歌颂禹和墨翟的作品。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于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人作了最坚定的答复：“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直立的脊梁和双腿，这确实是最重要的，因为然后才能分析、批评和继承过去的中国，建设现在和将来的中国，并且为此而改革，而开放，而拿来。
总之，鲁迅对中外文化始终采取分析的态度。他究竟根据怎样的原则进行自己的分析和挑选，这些原则哪些还适用于现在，这是值得今天的思想界认真研究的课题。
（本文是作者1986年10月19日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