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永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刘伯承同志永生
宋任穷
“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这是1942年冬天，组织决定为刘伯承同志庆祝五十寿辰时，伯承同志致答谢词中的一句话。
四十四年后的今天，伯承同志长眠了。伯承同志一生的光荣，正是由于他不愧为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愧为布尔什维克的楷模。
从1935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我有幸在伯承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受到伯承同志多方面的教益。伯承同志坚强的党性，革命的精神，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德，是有口皆碑的。伯承同志的功绩和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里记述其中之一二，以表达我对功高德重的伯承同志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之情。
不可多得的将才
伯承同志十九岁从戎，青年时代就成为川中名将。1926年入党后，他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新阶段。朱总司令称他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这里，仅简略地记述伯承同志在长征途中亲自指挥红军干部团巧渡金沙江战斗的情况。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逐渐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为了甩掉追击的敌军，实行北上抗日，党中央于1935年4月作出了分兵左、中、右三路，速渡金沙江的决策，并决定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我红军干部团从中路抢占皎平渡。伯承同志严谨周密，慎思断行。他首先非常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设想了多种可能。然后，对整个干部团的行动，从作战计划，兵力配备，组织先遣部队，寻找向导，政治动员，直到每个很小的细节，都作了果断而周密的部署。伯承同志随先遣营三营行动，一起伪装成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当天强度急行军一百六十里。伯承同志还亲自审讯敌伪人员，在调查清楚敌人的设防情况并了解到敌人已下令烧掉一切渡船之后，当机立断，命令组成先遣连，强调行军一定要机密、神速，要攻敌人之不备，猛扑江岸。当晚先遣连就占领了渡口，夺取了仅存的船只，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被我军缴了枪，我军控制了渡口两岸，而无一伤亡。
第二天清晨，伯承同志到达金沙江畔时，得知左右两个渡口因船只被敌人烧掉，又无法架桥，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伯承同志令陈赓同志按原计划率后梯队迅速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占据高地，直接控制皎平渡口，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同志率部一到通安州，与敌军遭遇。伯承同志又令我带先遣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在伯承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一部在正面佯攻，一部从右翼包抄迂回，攻敌左侧，终于拿下了通安州。我军大部几万人，靠夺到的七只船，都从皎平渡安全地过了江。当敌人赶到金沙江南岸时，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伯承同志的亲自指挥，对胜利完成巧渡金沙江的壮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政治工作的模范
善于做政治工作，把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串于始终，这是刘伯承同志带兵和指挥作战的又一个特点。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伯承同志分手了一年多。1937年2月，为了相机援助和接应陷于困境的西路军，中央决定由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二十八军及骑兵团组成援西军。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也调到援西军政治部工作。伯承同志和张浩同志满怀对西路军同志们强烈的阶级感情，投入这项新的工作。伯承同志指示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找到我们。还嘱咐我们，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要做到回来一个看望一个，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并嘱我们号召直属队捐赠生活用品给他们。伯承同志还同张浩同志一起到招待所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热烈欢迎他们归队，向他们表示慰问。伯承同志讲：在西征中，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敌人抓走了，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都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你们敢于冒生命的危险，逃出敌人的魔掌，都是好样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伯承同志这一番充满阶级情意的话语，使大家深受感动，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感到了党组织的无比温暖。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援西军奉命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准备开赴抗日前线。8月下旬，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以四方面军为主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部队改编了，指战员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不少同志思想不通，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许多同志的思想一时扭不过来，思想工作难做。刘伯承同志亲自在大会上作动员。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伯承同志又说：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继承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徐向前、张浩同志也讲了话。伯承同志还深入到下面，同干部战士一起开会，促膝谈心，做说服教育工作。经过充分的政治工作，指战员们的情绪稳定了，思想慢慢通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纷纷要求尽快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伯承同志做政治工作，从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不同情况，循循善诱，通情达理，态度耐心诚恳，语言生动形象，不时引用一些诙谐幽默的比喻和故事，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大家都说，伯承同志的政治工作能够做到人们的心上，使人心服口服。因此，同志们都愿意听他的报告，乐意找他谈话。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伯承同志又是一位杰出的、有特殊贡献的军事教育家。我军有成千上万的指挥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伯承同志的学生。
伯承同志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他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重庆将弁学堂，经过十个月的训练，又以各科的优异成绩毕业。南昌起义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在军事理论方面学问很深。伯承同志1932年初到中央苏区后，就受命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担任红军大学校长。他亲自主持制定教学大纲，主持编写大量军事、政治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在教学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都曾为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
伯承同志在离开军事教育岗位，担任军事指挥员的年代里，仍然十分重视培训指战员的工作，继续为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付出了心血。抗日战争前，伯承同志指示援西军政治部向指战员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必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还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从根本上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觉悟，提高政治干部的素质的工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抗战爆发后，伯承同志戎马倥偬，率部转战华北各地，但对培训指战员的工作仍然没有丝毫的放松。抗战初期，一二九师进驻山西辽县一带，根据伯承同志的建议，办起了全师排以上干部训练班，教育大家认识新形势，适应新形势，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弯。组织大家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如何做群众工作等。第一期训练班开学时，伯承同志亲自到会讲了话，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之后，又按照伯承同志的意见，训练班变成随营学校，使培训工作制度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热情，但是文化水平低。伯承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我一个眼看不见就很痛苦，没有文化就是瞪眼瞎，怎么能当个好军人啊！建设一支优良的军队，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有了文化，眼睛才亮，才会成为“千眼佛”。在伯承同志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
当时，在伯承同志身边工作的参谋和其他人员，大多是年青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伯承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勇猛将领，对下级特别是对年青同志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慈祥长者。当他发现工作人员写了错别字或者文理不通的句子，便把有关同志请来，耐心地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帮助他们改正。在伯承同志的严格要求下，在他周围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文化水平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记得还有这样一件事：解放战争期间，一位青年翻译了一部俄文的军事著作，请伯承同志校阅。伯承同志在紧张繁忙的战争年月，利用点滴空隙时间，花了很大功夫，对着原著，一字一句地进行了校正。伯承同志对青年人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的。
全国解放后，各军兵种相继成立，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全军都要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伯承同志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务，主动请缨去办军校。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毛主席亲自给他复了信。从此，伯承同志又重新投入军事教育工作。1950年11月，伯承同志主持起草了《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经周总理修改后，报经毛主席批准。不久，中央任命伯承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伯承同志受命后，亲自主持组建学院领导班子，编制训练工作大纲，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等。他在总结以往办军校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开展广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组织了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伯承同志为办好军事学院日夜操劳，他还亲自授课，有一次讲课就达六个小时。学员从开学时的七百多人，后来发展到三千人。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不少同志在抗美援朝和其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伯承同志为培养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指挥员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后来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现代化革命化军队的建设。伯承同志自己有不少军事著作，《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他几十年作战实践的总结，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赤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伯承同志是旧军人出身，但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旧社会、旧军队的陋习。他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始终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各个革命时期，凡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险恶，伯承同志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并且奋不顾身地去完成。即是受到错误路线排挤时，仍然坚持原则，忠贞不渝地为党的利益而斗争。他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努力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实现。红军长征途中，党派伯承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当张国焘企图改变长征路线，坚持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时，伯承同志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援西军在接应失散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以后，伯承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领导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正确地开展了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伯承同志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坚持以教育为主，大会小会作报告，找干部个别谈话，耐心地做工作，不开批斗会，不处分人，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同志，在真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统一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
南京解放后，伯承同志出任军管会主任、市长。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既有公开的斗争，又有隐蔽的斗争。伯承同志日理万机，十分出色的贯彻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亲自处理有关外交、统战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伯承同志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先烈们怀有十分深厚的阶级感情，根据他的建议，南京市委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南下的同志必须先去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遇难处。此时，雨花台处处可见先烈遗骨，同志们前去凭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伯承同志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功臣，可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这样谦虚过人的美德，感动了许多人。一位外国记者采访了伯承同志以后，称他是“世界上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人。”
现在，全党都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刘伯承同志光辉的一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学习伯承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努力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是我们对伯承同志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