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我回来了——当年日本反战同盟老朋友访华侧记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中国，我回来了
——当年日本反战同盟老朋友访华侧记
本报记者　张云方
去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本报曾刊登《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反战同盟》等文章，介绍当年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朋友的动人事迹。文章告诉读者：这些日本老朋友的联袂访华，是在中国朋友的期待之中。
本月19日，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当年日本老朋友中的一部分踏上阔别多年的中华大地。这些老朋友大都是抗战胜利或新中国成立以后返回日本的。回国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他们少有访华的机会。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随着友好事业的发展，他们经常奔忙着，又难于象一些人那样经常访华。因此，这些大都已年届古稀的老朋友旧地重游，再次踏上中国大地，很自然会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有人禁不住激动地说：“中国，我的再生之地，我又回来了！”
日本老朋友这次来华，一是要同老朋友叙旧；二是要重访自己的“再生之地”——昔日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看看它们的巨大变迁。
确实，他们不虚此行。在北京，他们高兴地见到了当年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的李初黎和赵安博同志，见到使他们“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张香山，以及许许多多曾经共事的老朋友。张香山同志特地以一个上午和晚上同日本朋友座谈，共同回忆那战火纷飞年代的日日夜夜。
日本老朋友都有一页永志不忘的历史和珍贵的记忆。访华团团长前田光繁是最早参加八路军的被俘日本士兵。1938年，当他在河北双庙被俘时曾想“杀身成仁”。是张香山的启发教育，使他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于是，1939年在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的新年大会上，他宣布参加八路军。当时，他的行动得到朱总司令的赞扬。后来，他于1939年11月又筹组并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后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合并）。
前田与张香山回忆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激动，倍感亲切。回忆当年战地的艰苦生活，前田不无幽默地说：“香山先生，还记得我们最初一起生活的十天吗？我当时曾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跳蚤太多咬得慌，请把我送到没有跳蚤的地方吧！”前田一席话，把大家带回那虽然艰苦但却无比温馨的日子里，说着，大家都笑了。
在北京医院里，日本老朋友拜会了正在疗养中的赵安博同志。赵老对往事记忆犹新。他原任三五九旅敌工科长。他记得，1939年深秋，是王震旅长带来总部的指示，要他赶到延安参加日本工农学校组建工作。回忆往事，访华团副团长香川孝志亲切地谈起他们参加赵安博在延安窑洞举行的婚礼时闹洞房的情景。“度尽劫波兄弟在”，赵老和香川同是1915年生，而今都是古稀之年了。香川为使日本青年一代了解过去，世代与中国友好，曾和前田光繁合作，于1984年撰写和出版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这本书1985年由赵安博等同志翻译，已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次旧友重逢，此书也成了他们同中国老朋友会见时的热门话题。
访华团中还有两位是许多中国同志所熟悉的，这就是土利川正一和渡边正男。土利川参加八路军后转战东北，为中国的空军建设作出了贡献。渡边则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解放战争，由战士升至班长、排长、连长，直到教官。他们在会见老朋友时讲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中国是我们贡献青春的地方。实际上，从我们被俘的那天起，旧我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中国人民赋予的新生之我。这是我们终身的骄傲。现在，我们是来寻找青春诗篇的，重温那难忘的一页，是为了使日中友好之火燃烧得更旺……”
访华团的日本老朋友们在北京还参观了农村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他们来到北京郊区农村，看到一排排新建的房屋，看到新修的公路以及待播的广袤田野，兴奋不已。这同四十余年前他们所见到的中国农村真是天壤之别。尤其是团员们登上万里长城，激动之情更是难以言喻。晚秋的八达岭，重重山峦飞红溢彩，沿途桔黄柿丹，老朋友禁不住高兴地说，“中国，我再生的之地，你真的变了！”
岁月倥偬，光阴如矢。这些日本朋友当年参加中国革命时风华正茂，而今都是古稀之年了。但是，岁月流逝，江山换颜，这些朋友热衷日中友好事业的心却老益弥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儿孙满堂，孩子们也象前辈一样，投身于中日友好的行列。然而老朋友们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说，应该让更多的青年加入到中日友好的队伍中来，让他们知道，中日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卫护它。
访华团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已前往外地会见老朋友，参观新成就。
相信他们此行结束时，会象当年回国时一样，带回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相信他们此行归去，会更加坚定地献身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