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新技术革命中的观念变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再谈新技术革命中的观念变化
吴季松
本报9月18日在《科学园地》中曾发表吴季松同志的《新技术革命中的观念变化》一文，其中谈了骄傲与谦虚、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等几个问题，受到读者重视。今天这篇文章是前文的续篇。
——编者
在当前的欧美和日本科技界，高技术和软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观念更新引人注目。1985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在欧、美和日本考察期间，对此深有体会。
科研项目与国家财力
多年来人们认为，世界上的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莫过于诺贝尔奖金。我到过授奖大厅，在那圣洁的殿堂之上，好象也能体会到获奖者“超脱尘世”的感觉。瑞典的科学家正是在这种“洁身自好”的传统教育中成长的。然而，当我和瑞典科学家广泛接触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却是他们这种传统观念的改变。
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同时，新型科研项目对国家财力的依赖越来越深，使得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成果和诺贝尔奖金之间的等号产生了疑问。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的研究直接和国家预算相联系，对国家发展负责。”不仅是航天飞机、受控聚变这类耗资上百亿美元的大科研工程项目，就连瑞典皇家工学院的一个生物技术研究小组的课题，也受到了世界石油危机和瑞典能源政策的直接影响，难怪欧美科学家大都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知识，甚至对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化也十分关心了。
当然，政治和业务毕竟是两回事，政治家和科学家以不同的知识和实践背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意见有分歧是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欧美和日本科学家迫切要求双方相互理解的强烈愿望，而且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设立“科学翻译”。我访问过瑞典已故首相帕尔梅的科学顾问、量子化学家N女士，她在沟通政界和科研界时所起的“科学翻译”作用，在瑞典是有口皆碑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所谓“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不带近期实用目的的研究。四十年代以前，由于知识积累、研究资金和实验技术的限制，这种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分界。
近年来，由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研手段的巨大变化，当科学家考虑一种耗费一定人力、物力的基础研究时，已经不得不以社会生产的需要，以国家财力、科技人才和工业技术的条件，以实际应用的可能为出发点了。当前，正是人类知识宝库的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期，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利用这些知识大力开展应用研究以促进技术发展。
一位印度科学家对我说：“我们国家财力有限、技术落后，对于受控热核聚变这类耗资巨大的基础研究，采取不建装置，派理论研究小组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密切监视国际动态的办法。对于纯数学一类的单枪匹马的基础研究给予可能的支持。我们的重点是应用研究。”
当然，放弃基础研究，竭泽而渔是不行的。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已不明显，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可能派生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系统论、粒子物理和遗传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和派生了应用前景可观的应用系统分析、同位素应用和基因工程研究。
团结与竞争
法国的一位研究所所长对我说：“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工作集体的头头不愿意他所领导的集体内部团结。如果嘻嘻哈哈、和气一团，那是俱乐部的团结，如果谨小慎微、死水一潭，那是敬老院的团结。大家到办公室来，第一任务是工作，不是交朋友。一个工作集体的团结是以竞赛和竞争为前提的，如果一个科研集体由于竞争而四分五裂，那不是竞争的过错，那是工作的需要，你不妨再组织一个。”这番话对我们不无启发。
欧美的科研单位中，也有两种竞赛：一种是坐在那里说别人不行；另一种是承认别人行，更相信自己也行，努力超过去。第一种是比嘴，现已为人所不齿。第二种是比干，是真正的竞赛，已经成为公认的职业道德标准之一。
管理与服务
科学技术界的头头也是官，当“官”就要“管”。前面提到的N女士对我说：“我现在是个‘官’，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官僚主义。”怎么根除官僚主义呢？一位美国科技官员说：“方法就是用法管人，而不是人管人，头头管该管的事，放不该管的事。既要敢管，又要敢放手让别人管理。要把管理变成知识加权力的服务，这种服务不是体力加热情的简单服务，简单服务只会流于形式，这种服务是用知识和智力的高级服务。”我在考察报告中对这种“高级服务”做了如下归纳：“为所有被领导成员创造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小气候，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知识、发挥能力进行公平的竞争，互益的合作，并能被公正的评价。”在欧美，人们认为正是这种为“官”方式，才使得美国白宫官员能够转为大学教授，日本通产省长官可以变为研究员，顺利地实现新老交替，而不引起社会波动。有一种说法是：“越是只能为官的人越不能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