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上的“污垢”——张东辉不幸遭遇的症结所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位治厂有方的厂长，只因触犯了关系网，结果遭到了类似“文革”中的一系列打击和迫害。这一事件说明：当前，健全民主和法制是何等的重要。这将有助于清除少数领导者手中——
权力上的“污垢”
——张东辉不幸遭遇的症结所在
本报记者　段心强
新城子区的汽车修配厂虽小，在沈阳市所引起的议论却大。
议论的中心是它的兴衰：
原来，这个百十号人的小厂象有一种“特异功能”，在不少汽车修配厂关停并转一片萧条中，生气勃勃。国家规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统统完成自不待说，组织试制的汽车胶管卡子还进入国际市场，为国家挣得了外汇。
可是这两年，一个好端端的厂子说下来忽拉一下子就下来啦。已欠二十九万五千元外债没法偿还不说，每月发工资都犯愁。整个企业处在困境之中。
症结何在？
事实给人们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
领导有病　下级身上开刀
前几年，汽车修配厂经营好，又有“国营”这块金牌，许多人都想往里挤。谁能进去？最后在“权力”上见了高低：上至原区委书记的妹妹，下至公安局科长的妻子，有头有脸的干部亲属几十个，占了半拉工厂。
市场竞争激烈后，汽车修配厂开始不景气。驾驶员出身的代厂长张东辉深知生产中的弊端，也知道该如何治理。但他毕竟只三十多岁，是运动场上的一名新手，不知道“吹哨子的”厉害。他不管各人的背景，精简一半非生产人员，组成精干的、办事效率高的生产指挥机构；针对八级工资制的弊病，把工资和奖金捆在一起，搞计件工资；试制新产品——胶管卡子……一下子把企业搞活了。
改革有时要改掉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往往是靠权力取得的。厂党支部书记侯久让看到张东辉开列的裁减冗员名单，为他捏了把汗：原区委书记的胞妹、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的爱人……这些人被减下去，是要触动全区的神经中枢的。
工资改革后，工业局副局长傅永秀的儿子傅长辉还是我行我素，迟到、早退、旷工，还在工作现场喝酒喝得两眼通红，三句话没说到一块就动手打人。厂里一致要求扣发他当月的工资。张东辉怕副局长找麻烦，稍作让步，只扣发五十块钱。
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副局长傅永秀来到工厂，话里有话：“听人反映，你们的奖金发得不大合适呵，怎么多的那么多，少的那么少？”
老实厚道的侯久让，在原则上却棱是棱、角是角：“局长，你要代表个人来，这事不好说；你要代表局领导作指示，咱服从。但也不能只补发你儿子一个人的奖金。”
傅副局长故意避开侯久让的问题，扭头问张东辉：“你的意见呢？”
张东辉直截了当：“该扣。只能这样办！”
傅永秀碰了钉子，拂袖而去。
不久，他儿子傅长辉一把抓住正在检查工作的张东辉，一拳打在脸上，张东辉眼前一黑，昏倒过去。群众把他抬到办公室，傅长辉掂砖赶上来，又砸烂了玻璃。接着砸了财会室、技术室、厂长室，把厂长办公桌砸个稀烂，还想从书记手里抢走合同销毁……
党支部书记侯久让打电话给公安局，值班人一听是副局长的儿子，就漫不经心地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张东辉的爱人咽不下这口气，找到区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刘成玉，刘却说：“我是傅长辉的姑夫，需要回避！”又找工交部长，部长根本不接见……
新城子区也不是没有主持公道的人，原区长李兆祥听说此事后指示：“要处理！”遗憾的是他不久被调走了。
改革者有苦难言的是改革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他就找借口整你。张东辉几经曲折，该精简的人员精简了，该罚款的罚了，该拘留的拘留了。可事后，区政府的调查组进厂了。不久，把张东辉叫到区里，列出三条错误：一、不民主，个人说了算；二、有经济问题；三、作风不正派。新区长吴贵民找到张东辉，把一摞材料往桌上一摔说：“有个姑娘出证了。你到人家家里去是怎么回事？”
张东辉受到污辱，说话斩钉截铁：“区长说话要负责任。我的态度是：一、工厂叫我负责，我说话不算数怎么行？二、如有经济问题，开除我的党籍；三、若是污辱过女同志，愿坐牢。”
吴区长见张东辉顶撞自己，轻蔑地说：“你一个小厂的副厂长，我整不了你？”
张东辉也没好气：“随便。咱们法庭上见！”
吴区长立刻召集公安局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会议，指示成立专案组，对张东辉立案侦破。几个老公安人员虽然愕然，但还是服从了。他们高效率地组成专案组，开进工厂。一个副区长当众宣布：“党委决定，把张东辉调出汽车修配厂，对他审查。”
群众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又不敢直说，私下议论：“领导有病，在下级身上开刀。”
指鹿为马　栽赃骇人听闻
“逼供信”，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可在新城子区却被当成一份“遗产”继承下来。
汽车修配厂不过巴掌大，专案组却有十七八个人，还有骨干队伍。一时间，厂里人心惶惶。一些人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不是中央有话，不搞政治运动了，怎么又搞“文革”那一套？
新城子区一些领导人不顾人心背向，指示专案组加快侦查。专案组成员上来就给女工们来了个下马威：“张东辉不久就要入狱，送往新疆。”“出证的就是好人，不出证的就和张东辉有问题。”向大家头上先泼一盆脏水，使人人产生“在劫难逃”的心理。接着一些人开始了游说：“张东辉不是处分过你吗？现在是告状的时候了，我领你去告他。”有的公开煽动女工诬告：“你去给张东辉安一件事，向公安局说，张东辉恐吓你，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说这是在收发室说的。其实没这么回事，组织又无法核实，叫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更叫人吃惊的是搞逼供信。一个老实、纯洁的女工不承认与张东辉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专案组内的公安人员竟审讯她十个多小时。她的父亲来看也不让见。最后这个人指着吉普车说：“承认不？承认了放你回家，不承认就送你去劳教。”姑娘看着吉普车发抖，被迫在预先写好的证词上按了手印。
专案组就靠这种手段，得到三份“理想”的证词。张东辉从生活作风问题变成了流氓行为，又一下子上升到“强奸未遂”。区政府听取汇报后，很快决定对张东辉劳动教养，并放出风声。
“决定”形成的当天晚上，张东辉从半囚禁的工业公司回到家里，妻子已做好一桌丰盛的酒席，家里来了许多人。张东辉觉得奇怪，一问，不少人哭了。原来大家在为他“送行”。本来一直坚信会真相大白的张东辉，一下子陷入失望，眼前一片黑暗，长叹一声，挥泪写下离婚书，让年轻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待他出狱后再告状。
区公安局怕以后承担责任，把案卷送市公安局汇报，老公安人员张文魁一向秉公办案，仔细听了汇报，当场表态：“证词时间不准，概念不清，要复查。你们执法，怎么不懂这个？”
请示的人们败兴而归。区里仍不甘心放过张东辉。一向声称回避的区委副书记刘成玉一反常态，直接出面要纪委干部凭专案组的材料拿出处理意见。干事于保乐翻阅了三百七十六页卷宗，认为有许多材料需要进一步核实。特别是企图强奸一事，旁证的时间、地点都对，但没说看到的人是谁，应让目击者实地辨认一下。旁证者一见张东辉，连连摇头：“不是他，那个人我认得。”“叫什么名字？”旁证者刚要说，专案组的公安人员连忙示意，不让说，故意造成悬案。
最重要的事实被否定之后，按说应该一个个落实其他问题了。可区工业公司党委却急急忙忙宣布了对张东辉的处分：一、留党察看二年；二、撤销党内职务；三、由全民干部转为集体工人。
张东辉提出申诉，区纪委责成吴文兴、李宗明两同志复查。专案组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两个揭发人也都说了真话：“证词是假的。”两个复查人立即写出实事求是的报告，提出应当给张东辉恢复名誉。谁知，调查报告打上去以后，不但没有引起重视，调查者反被调查了一番。
横拦竖挡　不给改革者出路
张东辉被“罢官”以后，没办法进行改革，又不甘心从此沉沦，便开始搞产品更新。在市场竞争中，他过去设计制造的汽车胶管卡子已经落后，张东辉想回厂搞第二代产品设计，可工厂不让进。他在家设计出一种新型产品，要求回工厂搞试验。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下了禁令：“汽车修配厂不能回去，工业系统的任何一个厂也都不能去！”
张东辉百思不解：“连在押犯人都可以搞科学试验，为什么不让我搞技术革新？”
他带着图纸，到村办工厂找试制单位。东五旗村早就知道张东辉研制的新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对他信得过。他怀着一腔感激之情，每天披星戴月往返四十里，在这偏僻的农村试验了四个多月，生产出三个汽车配件新产品。沈阳汽车配件贸易中心一见这些产品，当场拍板成交：生产多少，包销多少！
东五旗村办工厂兴旺起来：张东辉却被原单位停发了工资。理由是他设计的新产品影响了修配厂产品的销路，使工厂处于困境。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汽车修配厂的困境仅仅是新产品招致的吗？事实是，汽车修配厂的领导把张东辉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推翻，重吃大锅饭；被精简的人员一律复职，办事效率低；被扣发的奖金一律退回，助长了歪风邪气；新厂长用公款给自己买了一套商品房，贪图个人享受，放松了对生产的管理。这才是工厂出现困境的症结所在。
中共辽宁省委对张东辉一事很重视，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作了批示，新城子区组织人员进行了复查，搞清了专案组制造的冤案，纠正了工业公司党委的错误决定，明确张东辉为全民干部。虽然真理战胜了邪恶，但过程太长，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人们要求缩短这个过程，希望少付出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