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狱中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周立波在狱中
杨放之
优秀的共产党员、著名作家、斯大林文学奖的两次获得者——周立波同志，逝世七年了。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江青、康生一伙多次点名批判他，对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公共租界西牢和苏州反省院的狱中历史恣意歪曲，并捏造罪名加以残酷迫害。由于了解立波这段经历的同志不多，立波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以致使他这段重要的历史，成为大家所不了解的一段空白。
在三十年代，我和立波几乎同时被关进上海的西牢，刑期届满后，又都被国民党非法加刑，送进苏州反省院。1935年夏秋，我们先后被反省院释放，并回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反动派斗争。我和立波不仅有着共同的监狱生活经历，而且还是在狱中相识并成为战友的。
作为立波两段狱中生活的同难人，我深知，这段监狱生活，使立波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考验，是他由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的转折点，同时也为他以后成长为革命文学家奠定了基础。
关进西牢不久的一天，被调换到另外一间号子，遇见里边关着的两名政治犯。其中一位文弱清瘦、操着湖南乡音的青年，就是周立波同志。
立波待人真诚热情，你同他谈上几次话，就可以完全了解他，窥见他的内心世界。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政治犯互相间也不问这些情况），但经过一段观察，我相信他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我们常常促膝交谈至深夜。立波跟我谈了他的身世和被捕的原因。他是湖南益阳人，原在长沙读书，怀着追求革命的愿望来到了上海。在劳动大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了学籍。以后又在神州国光出版社当校对，在党领导下组织工人罢工，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抓住被捕，被国民党法院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了两年半徒刑。
关在西牢里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虽然失去了自由，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没有消沉和悲观，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狱中的同志组织了“难友会”，由身份比较公开的彭康、曹荻秋等同志担任领导。
每逢“五一”、十月革命节等革命节日，“难友会”就请一两位同志讲演，通过“打电话”的方式组织大家庆祝。所谓“打电话”，就是一位同志对着号子的铁栅门向外喊话，再由隔壁号子的难友一句一句接着喊下去。这种方法比较危险，只有在傍晚两道铁门上了锁以后，或者遇上好心一点的巡捕才能进行。一旦被发现，就要受惩罚。最常见的惩罚是罚掉一半的饭，有时连罚几天。当时每人每顿只给不足二两的糙米饭，所以罚饭是很厉害的。立波当时冒着罚饭的危险，多次充当“电话员”。
“难友会”还经常组织大家在放风时“上课”。我们从狭小的号子里出来，在巡捕的押解下，来到楼顶的平台，大家无心眺望上海的街景，自觉和迅速地排成首尾相联的一圈，一个跟着一个地“散步”，参加听课。讲课人也排在中间，他讲一句，走在前面的同志便依次悄悄地把话传下去。每次放风可以讲几十句话，一次讲不完，下次接着讲。除了上政治理论课外，有时还请刚入狱的难友介绍外面的“最新情况”。记得韩托夫同志关进来后，就讲过苏区、工农红军等情况。这种讲课的传话，自然不能让巡捕听见，也有个别爱国心强的华人巡捕装作听不见，好让我们放心传话。立波是参加这种活动的积极分子。
立波是一位酷爱学习的同志。西牢里除圣经外是不允许有书籍的，记得有一次外面的同志设法送进来一部《资治通鉴》，立波借到后爱不释手，经常躲在角落里，借着微弱的光线孜孜不倦地读着。
西牢里最苦的是天天吃不饱、顿顿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遭到罚饭的同志苦不堪言，许多人就匀出自己的食物去支援他。立波总是最热心支援别人的。记得有一位饭量很大的工人同志和立波关在一个号子里，立波经常把自己的饭匀出一点给这位同志吃。还有一次，一位难友被罚了饭，立波毫不犹豫地从发给自己的十三四颗带皮蚕豆中，捐出十颗。这十颗蚕豆在那种环境中，是十分珍贵的。
1934年年底，立波刑满后被押送到公共租界的“民事管收所”。由于他不肯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来审问的人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联系，被国民党认为是执迷不悟、释放后有危险的人物，因而又被押解到苏州反省院。
立波离开西牢两个月左右，我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押进了苏州反省院。我进院不久，一次洗澡时，无意中发现了立波。我们凑在一起，悄悄地互问了情况，才知道立波和我是以相同的方式被押进反省院的。
苏州反省院和当时各地的反省院一样，都是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企图通过所谓学习和反省，从精神上瓦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意志，破坏党组织。
为了达到其罪恶的目的，反省院里每天给政治犯上课，反省院对政治犯实行按学历分组。立波隐瞒了在上海劳动大学的学历，被编在中学生组。我也隐瞒了留学苏联的历史，被编在大学生组。他们控制很严，通过各种途径对政治犯进行“考察”，每个月由各组的“训育员”进行一次审问谈话。当时正是工农红军在四川、贵州一带进行长征的艰难时期，“训育员”就常讲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军队在四川大渡河覆亡的故事，然后说“红军走上石达开的老路了，共产党没有希望了”。立波禀性刚直，忠于革命，“训育员”多次审问谈话当然只能毫无结果。对反省院组织的演戏、唱歌等活动，立波就以文化低，不懂文艺为由，不去参加，我也借口有病进行回避。
在反省院里，文化水平较高的政治犯必须写日记、做作文。早进来的同志教给我们这样对付敌人的办法：写日记时，只记生活流水账，做作文时，就抄三民主义的书籍，往往隔一句抄一句。开始还要故意写得文理不通顺，前言不搭后语，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以后慢慢写的通顺整齐，表示有所进步，为释放创造条件。这样的办法也是立波和我所采用的。立波在日记中就常记些生活琐事和蚊子叮臭虫咬之类的话，“训育员”无计可施，曾在立波的日记上批：“蚊子臭虫不足为患也！”
政治犯在苏州反省院的所谓学习和审问考察的时间，依据不同的案情来定。身份比较公开的共产党人或案情严重的人，关的时间就长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和案情比较轻的，一般满了六个月就可交保释放。立波待人真诚，难友们信任他，在他临近获释的时候，有的同志便将一些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有一位被叛徒指认，不久便要被敌人重新押送回原来监狱的共产党员，支撑着虚弱不堪的身体，含着眼泪托付立波，出狱后告诉他的妻子，不要等他了。立波流着眼泪接受了这位同志的嘱托。有一次我和立波在院中偶然相遇，他告诉我他要释放了。我因为在外面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便托立波出去后给我找个铺保。立波出反省院一个多月以后，经过周扬同志的帮助，给我寄来一个铺保，不久我也出了反省院，回到上海。
三年多的两段狱中生活，使立波有机会接触到被囚禁的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亲眼看到他们在大难之中所表现的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从而帮助他更坚定地选择了终生的革命道路。立波曾谈过他走出苏州反省院时的情景。当他穿起家里寄来的长衫，带着行李走出反省院时，反省院看门人好心地告诫他说：“出去不要干了，要是再进来，马上就枪毙！”立波在苏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坐了很久，望着南来北往的列车，对自己的去向想了又想，反复掂量着看门人那句话的份量，最后还是毅然决定不回家，仍到上海去寻找党的组织，并下决心到革命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为了珍惜自己恢复的自由，也为了争取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由，立波以英语自由——“立波特”的谐音为笔名，开始了他在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上的战斗，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