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社总编辑钟叔河呼吁 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出版自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岳麓书社总编辑钟叔河呼吁
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出版自由
本报讯　记者赵相如报道：随着湖南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作为出版家兼学者的钟叔河的名字也走向全国，受到出版界、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记者最近走访了这位岳麓书社的总编辑。
现行出版管理体制和一个有四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很不相称
记者：当前出版工作面临什么样的境况？
钟：我觉得我国目前的出版物，还反映不出既有深厚积累和悠久传统，又在改革和开放中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中国文化的全景。不少新人有新的观点和见解，可是不易得到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权威的承认，也不容易在书籍市场上争得地位，出版社对他们爱莫能助。“老皇历”一类的书，通过各种关系要出的书和由上头交下来让出的书实在太多。
记者：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钟：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从整个文化思想的宏观背景上找原因。关键在领导。我觉得现在国家对出版工作是重视不够的。过去乾隆皇帝还重视出书，设立四库全书馆，派礼部尚书纪晓岚负责。纪晓岚通晓典籍，又爱编书，一部《四库提要》就是明证。建国之初，还有出版总署，让胡愈之、叶圣陶等党内外专家负责，努力出了一些好书。现在不要说出版局，连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都成了官，开会、出访被视为
“本职”，而编书、写书反被认为“不务正业”。官者，管也。官越多，管得越多，宽松就越没有希望。而没有宽松环境，是出不了很多好书的。比如，我们的某些选题计划，报上去以后，半年多还没有批下来。国家出版局同意还不行，还要别的机关点头。这种管法和一个有四千年文化、十亿人口的民族相称不相称呢？
出书当然也不能没人管。但是通过法律、政策来管就足够了。出了坏书可以取缔查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处分查办。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当总编辑的人总还有点政治、学术水平嘛！
国家不应指望靠编书出书来积累资金
记者：听说出版社有上交税利和各种附加的指令性计划？
钟：确实有。这份计划就在我抽屉里（拿出来照念）：岳麓书社今年总产值（图书总订价销售数）三百七十一万元，利润总额三十万元，上交税款要十万五千元，还有“能源交通建设基金”三万二千元，再除去规定提取留存的“后备基金”、“补充流动资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剩下用于本社生产发展的钱只剩下七万多元。就是这七万元，如果想要住宿舍，又要以百分之八十五上交省局，结果留给社里的只有一万来元。就是说，岳麓书社得编印发行三百七十一万元的书，才能留得一万元用于发展自己的事业！省里不仅不给出版部门以财政支持，不关心出版系统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还要向出版社伸手要钱，你看这怎么办？
记者：党中央已经作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也谈到出版问题，您对此有何想法？
钟：《决议》把出版放到了与教育、科学、广播、电视、卫生、文物等平等的地位，说了“国家要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这些事业的发展”这句话。我没听说过学校、广播电视、博物馆、医院要上交税利。就是在苏联、美国，都不靠编书出书来积累资金。英国牛津、剑桥出的学术著作，也从来不赚钱。老祖宗更不必说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一个班子干几十年，都是国家拿钱出来编辑成书的。唯独咱们现在出书不能不“向钱看”，说到这些，心里真不是滋味。
记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厂长们普遍要求“松绑”；作为出版社的“厂长”，您认为出版管理部门有放松的迹象吗？
钟：我还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出版事业要发展，关键是体制的改革和人员素质的提高。现在的苦恼是：你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上面就叫你不要忘记宣传教育机关的责任；你要发展事业，积累文化，上面又伸手向你要钱。总之，左右为难，上下见责。这也未必是由于哪些同志对出版部门有成见，主要还是一个对历史文化的认识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出版队伍本身的素质也亟待提高，调整、引进、知识更新，都得赶快搞。自己编不出好书，缺乏对历史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没有资格要求上面给自己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