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与中国工人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与中国工人运动
朱学范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还很幼小，因而孙中山未能认识工人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孙中山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感受到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英勇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思想开始转变。他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因此热情地关怀和支持工人运动的发展。他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真诚朋友。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的斗争，也是我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邓中夏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它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等相继罢工，怒涛一浪高一浪地波及全国。
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所需枪支弹药很多都靠海员帮助，得以从海外购运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香港工人响应同盟会的号召，组队前往参战，其中大部分是海员。1920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在船上曾对海员演讲，还写了“博爱”两字送给海员。1921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工会的名称是孙中山起的，工会的牌子也是他亲笔书写的。他还以大元帅的名义派王斧均代表到香港参加工会成立典礼。罢工发生时，孙中山并不知道。但是，当孙中山一得到消息，就大力赞助。他从桂林电令马超俊到香港慰问，并且通知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袁世凯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对同盟罢工者，要处以刑罚。孙中山为了支持海员罢工，同意大理院长徐谦在国务会议上的提议，明令取消了新刑律中罢工治罪的条文，这是对海员罢工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孙中山对罢工的赞助，增强了国民党在海员中的影响。据统计，罢工的香港工人中参加国民党者有二万多人，其中半数为海员。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海员工会为大会代表举行欢迎会，邓中夏写过一段实况：“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副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71至72页）。领导罢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是国民党人陈炳生，在罢工期间因私事触犯刑律在广州被捕（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命令特赦），由苏兆征代理会长，他是孙中山的信徒，1908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和海员工会谈判代表林伟民都已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思想有了较大变化。他们依靠群众，排除种种困难，使罢工发展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这次大罢工被人们称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新起点。
孙中山在1921年10月自序的《实业计划》中，还不承认中国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把阶级对抗看作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弊病，不相信工人斗争能取得胜利。在海员罢工中，孙中山派马超俊到香港慰问和调处，以解决经济要求为目的，避免事态扩大。到最后谈判时，他还“嘱海员共体艰难，勿为已甚”。（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编第194页）但是，罢工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坚强力量，他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的迂回曲折的革命进程中，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促使他在思想上认识依靠工农群众力量的一个起点。
二、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争取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可是全国人民从工人阶级的流血牺牲的英勇斗争中，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接受。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所以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经过多次失败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他之后，他从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力量的雄伟坚强。孙中山斥责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暴行，对京汉铁路工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组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为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促使孙中山在思想上和革命实践上，从依赖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企图在军阀之间的矛盾中寻求军事力量的幻想，转向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使他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依赖会党到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赞助香港海员大罢工，进而到开始依靠工农群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在辛亥革命之前，是通过会党实现的。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结束了与会党的联盟。1921年3月，孙中山帮助香港海员成立工会。同年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列宁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长谈了三次。据马林回忆说：“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4页）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孙中山对它采取了赞助的态度。从依赖会党转变为支持组织工会和赞助同盟罢工，这是孙中山在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这时孙中山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还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处于危难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当孙中山在1922年8月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于6月1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作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忽视群众力量的错误，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孙中山联合。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社会组织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这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力的帮助，又经过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从而促使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实践上有了重大转变，在屡遭失败的革命过程中，找到了联合共产党和依靠群众的正确道路。
三、广东工人运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听取了孙中山所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选出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4月，国民党工人部召集广州各工会代表筹备五一劳动节纪念会议，共产党通过广东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倡议组织广州工人代表会，立即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到会向各工会代表演说，鼓励工人组织大团结，要同世界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去和外国资本家对抗，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工人要担任提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地上去奋斗。孙中山的演词，给了各工会的代表极大的鼓舞。各工会代表连续开了十天的会议，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还通过了二十多项决议，作为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方针。经过上述一系列活动，广州工人开始统一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奋斗目标，并且初步实现了广州工人的统一团结，为广州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4年7月15日，爆发了沙面三千多工人罢工。英法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要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寻找借口妄图打击广东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沙面英法当局于6月30日通过新警律，规定8月1日起中国工人出入沙面都须带通行证，但其他各国人都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不能忍受这种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在英法当局拒绝取消新警律的要求后，于7月15日举行罢工。第二天，沙面的华籍巡捕也参加了罢工。
英法帝国主义为了威胁广东革命政权，调动军舰两艘到广州，要求政府制止罢工。廖仲恺以广东省长的名义拒绝了沙面英法当局的无理要求。在沙面工人的坚决斗争下，英法当局不得不于8月19日接受了撤销新警律的要求。沙面工人罢工的胜利，使孙中山加强了实行扶助农工政策的决心和信心。
促使孙中山坚定地实行依靠农工的政策的，是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配合黄埔学生军和其他革命军队镇压商团的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举行了反对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武装叛乱。他们开枪射击正在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游行的工团军和学生，并用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张贴胁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企图夺取广东革命政权。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召开的反对反动商团的群众大会上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我们只要下团结的决心，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他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共广州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广州市民书》，号召知识分子、国民党与工农兵联合起来，解除商团反革命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对商团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恨，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决心组织和武装起来，同商团决一死战。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表示誓为政府之后盾。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孙中山镇压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黄埔学生军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增强了镇压商团叛乱的信心和决心，他亲任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会长，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命令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勘乱。10月15日，派黄埔学生军与桂、湘、豫、粤等各军分兵五路，把商团所在的西关区包围起来，在工农武装的配合作战下，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将商团反革命武装击溃了，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右派势力，使广东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下来。
广州工人和农民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显示的巨大力量，推动了孙中山进一步实行依靠农工群众的政策。1924年11月，孙中山以元帅命令公布广东政府工会条例，确定了工会享有的权利。
这个条例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的法令，意义重大。自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唯有广州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共产党人深入群众进行工作的成果，也是孙中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的成果。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以后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经过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我国工农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以俄为师”，向列宁学习，走扶助农工群众、联合共产党、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在革命生活的晚年，为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群众的三大政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