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和盲目之间——对随州市棉花产销态势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自觉和盲目之间
——对随州市棉花产销态势的思考
本报记者　蒋亚平　随州报记者　刘永国
10月，正是棉花收购旺季，湖北省随州市的大多数棉花采购站却不如往年喧闹、繁忙。刚刚从乡下催问收购进度归来的市棉花公司经理，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焦虑：“今年，上面下达给我市的棉花合同定购任务是二万一千五百多吨，可按现在进度，收二万吨也难。”
这位多年从事棉花工作的经理，多少有点困惑地谈到：去年任务是一万九千七百多吨，棉农却源源不断售出二万四千余吨，弄得棉花部门一时容不下，调不出，着急了好一阵子……今年，想多收，农民偏种的不多。入秋以来，棉花市场“紧”的气氛开始漫溢：与随州市毗邻的一个县，挂起“欢迎随州市棉农来我县售棉”的标语；在一些县市交界处，出现了楔入与反楔入，封锁与反封锁……
今年是棉花改革原有购销制度、实行合同定购的第二个年头。去年患棉多，今年愁棉少。这一起一落，是否就是市场机制的正常反映呢？
有人说，棉花生产这两年的起落，只怪农民“不听话”。农民却也有一肚子的气：“去年棉多了，不值钱，我们排四五个日夜，卖棉就象卖狗屎，谁还种那个受气的棉花！”
棉花收购部门也有苦衷。去年棉花系统的室内库容只有一万吨，而上年的库存还有一万四千吨，这意味着新收购的二万四千吨棉花就得堆在露天里。收棉的困难重重，少不了话难听，脸难看。售棉的排长队，餐风宿露，几经折腾，棉花的等级也打了折扣。超合同的棉花，先是不收；继而又收，但只付款70％。最终虽然补了余下的棉款，可棉农的心却凉了。
所有这些，在农民眼里，都成了他们判断是否再种棉花、种多少的市场因素。他们的感觉是：国家嫌棉多了，那第二年就不种或少种了。
从今年棉花市场供求看，农民去年的估计显然是一种“市场错觉”。去年，上级主管部门确实实行的是棉花“调减”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市棉花公司和市政府几度采取措施稳定棉花面积，农民可不象从前那样听话了，播种面积下降了10％以上，还有约20％的棉田，被赶上了贫瘠的坡地。
这且不算，有关方面又来了个“锦上添花”，春节后给该市增加一千八百吨棉花定购任务。此时，已是“牛过河，扯尾巴”。其他作物生长正旺，哪个农民会狠心翻苗，挖棉花预留行？麦后虽播种、移栽两万亩，但长势甚弱。至此，该市棉花种植面积、单产、总产的跌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均川区一位棉农说：“去年是种多了不好，今年是种少了不好，总在想赶车，总没赶上趟。”农民“起”也撞墙，“落”也撞墙，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国家。
那么，在原来以统购统销、行政指令为特征的调节机制失去效应后，新的市场机制又未完全形成前，怎样避免棉花、或者农村商品生产中其他某项产品的大起大落呢？
随州市棉花公司的一位经理说，最好的办法是，要求农民严肃地执行合同定购计划。应该把合同定购计划视为农村商品生产的“指挥棒”。
这固然不错。但是，仅仅对生产者提出要求，显然是不够的。你抱怨农民不跟着“指挥棒”转吗？棉农可有说的呢：你国家执行合同就那么严肃？去年卖棉为什么那么难？合同外的为什么扣下30％的款迟迟不付？收是收了，可为何那样的不情愿？
棉农还有话呢：订合同时你和我们仔细商量过吗？你定购合同有什么科学依据？能保准约定了数，我卖起来就不难吗？你的价格能够恰当而不使我吃亏吗？再说，你麦子起秆又增合同，季节早误了，我有啥法？
看来，棉农对市场的要求，远不止“卖难”的消除，他还需要知道市场消长的科学背景、及时准确的信息以及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更重要的是，棉农要求和他订合同的另一方——国家收购部门，也平等地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下一年的秋播已迫在眉睫。随州市的棉农眼见棉花市场看紧，纷纷喜形于色地表示：“没说的，棉花要多种！”可你也多种，他也多种，到底会多多少呢？会不会又是一个盲目的“大起”？对这个问题，被棉农视为“市场”的棉花公司也拿不准。公司经理说：“上面分给我市的棉花播种面积是三十二万亩，比上年增加几万亩。但明年定购合同变不变；若变，是增是减，增多少，减多少；定下来，到时收购政策又有什么变动，眼下都不知道。”来年的棉花市场，在他们眼里，也不是一片平静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