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读《彭湃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
——读《彭湃传》
马连儒
蔡洛、余炎光、刘林松、罗可群撰写的《彭湃传》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苏维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传》一书比较翔实地叙述了彭湃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光辉一生。
这本传记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
彭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卓越先驱，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救世主”，更不是一个完人。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社会的阶级斗争、母亲的家庭启蒙和进步的学校教育是形成他爱国思想的基础。在日本留学初期，他认为“排日”就是“救国”。后来，他从“褊狭的爱国主义者”变成一个“超国家主义者”，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当时他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也可以救国”。但《圣经》无法满足彭湃寻求救国道路的愿望，彭湃又继续战斗在爱国运动的前列。1919年4月他参加了在日本东京车站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活动。5月7日在国耻纪念会上，彭湃被日本警察打得头破血流，写下“毋忘国耻”的血书。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彭湃参加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些激进青年组织起来的“建设者同盟”，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很赞赏，参与发起组织了表示“一心学习俄国”的“赤心社”。同时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很感兴趣，直到1921年回国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实践的时候，在思想上仍然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办公室里同时挂着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画像。只有在他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深入到农民中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以后，他才真正排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牢固地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政策理论的水平、策略手段的运用和领导艺术的提高是衡量一个领袖人物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海丰县总农会的建立，使彭湃认识到“经济的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的重要性。请愿要求释放六位农友斗争的胜利，使他进一步看到广大农民一致团结的伟大力量。“七五”农潮对陈炯明的斗争，使他懂得了对敌斗争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对广宁农民运动的指导，使他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至关重要。省港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纠正了他认识上的偏颇，树立了工农必须联合起来的思想。处理花县和五华民团惨杀农民的事件，使他觉察到国民党右派正在加快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步伐，革命运动“已转入一个新的形势”。
领导潮梅地区的斗争是他回击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实践。海陆丰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创立在中国是一个伟大壮举，“实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在政权建立初期，他虽然提出过“杀尽土豪劣坤大地主”、“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等“左”的过火口号，一度出现乱砍乱杀的现象，但是当他发现这种做法有损于革命的根本利益时，便立即加以制止和纠正。他领导的东江暴动和转战大南山的武装斗争艰苦卓绝，在白色恐怖中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斗争屡遭挫折、战友相继牺牲时，他曾出现过急躁冒险情绪，甚至自荐担任敢死队长。在受到上级党组织批评后，他冷静地与同志们一起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并现身说法教育同志：一个革命者不能让自己的水平停留在猛打猛冲阶段，要学会适应环境，保存自己，争取斗争的胜利。
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期间，提出了全面指导农民运动的《雇农工作大纲》，辩证地阐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富农政策；强调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可以看出，经过尖锐、复杂、长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终于变成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