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云转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多云转晴
潘旭澜
一阵春雨过后，碧空如洗。但我心里却是“多云”尚未“转晴”。今天早饭后，偶然听说，昨天由于雷雨，上海到大阪的班机飞不成。今天是不是会象昨天那样呢？往机场路上，心头一直悬着个大问号。
直到机场的微电脑的屏幕上出现我老伴的名字和座号，我才相信今天不会白跑一趟。
我去年来日本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在大阪机场接我老伴。在我们心目中，办理出国手续是非常繁难的。虽说近几年日渐宽松，想来也远非易事。
今年1月，关大发函邀请她来大阪参观和照料我。说实在的，我的衣食住行自己可以凑合对付，不必她来照料；倒是让她来日本走走看看，很符合我的意愿。我们结婚二十多年，还不曾好好地一起旅游过。1966年正月初一同去了苏州三天。然而，那时政治气压已经使人感到窒息得要死，与其说去欣赏精美的园林，不如说去同生活告别。1973年她探亲假期满，带着女儿要回福建，我送到杭州，一同逗留了三四天。所以如此，因为我不知道这次离别后还能不能再见面。尽管此时已经有几分“运动油子”的味道，才敢于在宣传队、专案组盯得不紧的情况下溜去杭州几天，但不论“油”到什么程度，也不会有什么好心绪在湖光山色中流连。我还听她说过，在那“史无前例”期间，她无意中说起到过南京。有位同事——中学教师一本正经地说：“你连南京也去过，现在就死也值得了！”正因为不是开玩笑和嘲讽，我听讲起后，才深感悲哀——不是为这位教师，而是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我和老伴，都同他相差不多。怎么能想象人类已经登月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就提倡知识分子应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国家，产生过鉴真、郑和、徐霞客的民族，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竟然如此闭塞呢？物质的极端贫困，导致了精神文化的贫困。当人沦为工具或绞肉机里的肉糜时，自我意识往往象被压在冻土下的种子，人生价值观念往往被搞得象暴风雪中的枯草。好在噩梦终于过去。这些恍如昨日的往事和不着边际的想法，使我积极敦促老伴成行。学校里有关方面也都热情支持，还尽量想办法帮我老伴早些办好手续。也许这方面还有需要进一步简化之处，还是搞了两个多月才办成。
班机到达大阪机场，人流涌向出口。透过玻璃墙，我一眼就看到老伴，她也看到了我——两人个子都比较高，而且彼此的形影也太熟悉了。她穿了一套米色西装，头发染得乌黑而且烫过，比几个月前在虹桥机场送我时好象年轻了十岁，而和她的实际年龄基本上一致。在人流里，她的衣着平平常常甚至偏于朴素。不过，这在她就算是从未有过的“盛装”了。
倒也不是连一件象样的衣着都没有。她父母都是医生，收入不低，又有许多海外关系，加上是小女儿，衣服皮鞋什么的，虽不算多，也够穿好些年。可是在学生时代谁敢穿它们呢？当我同她恋爱以后，她多次将那些不敢穿的衣着，一件一件地拿给我看，然后又颇为遗憾地将它们装进箱里。我能体会她的心情，也决不认为一穿这些就变为资产阶级；但我的生活阅历比她多些，政治气候的厉害也比她有更深的体会，决不会劝她去穿着它们。而且，后来看见她工作的地方不少老百姓，穿着实际上不能算衣服的衣服，大寒节令还赤足，心里很难过，即使没有被扣帽子的危险，也不想去穿那些同他们俨如两个世界的衣着。她调上海工作，这里人们穿着自然比原先工作那小镇好，而且近几年来日益光鲜、讲究、多样化。但她早已不是青年人，穿着随便惯了，加上里外都忙，倒颇有点鸡立鹤群的样子。
从大阪机场到千里山竹园住处的路上，只简单说了几句今天旅途情况。一同去接她的关大教授告辞后，她打开行李将衣服杂物放到橱里时，笑着告诉我，做了几件里外新衣服，女儿开她玩笑说“妈妈这下子在补办嫁妆呢。”我听了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是两张简陋的结婚证书和一帧小小的照片，宣告命运的联结，完全没有大箱小箱的“行头”。而今，难道这么几件平常之至的衣服也说得上是“嫁妆”吗？即使勉强可以算，我们两人加起来都已经一百岁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同许多中年知识分子一样，正在重新开始人应当有的生活，其意义就不是任何物质所能权衡的了。于是，我心头也就“多云转晴”了。
姑且当作补来“蜜月旅行”罢。边玩边看，看看人家三四十年来的惊人进步，看看陌生的外界，使自己日益清醒和充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