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相互辉映的旋律——记北京开关厂积极改革倡导民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两支相互辉映的旋律
——记北京开关厂积极改革倡导民主
本报记者　董焕亮
改革与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交响曲中两支相互辉映的旋律。——摘自北京市总工会关于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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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至9月，就北京市总体而言，工业总产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然而，在一个局部——北京开关厂，生产和经济效益却高速增长：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5.3％，利润增长49.2％，上缴利税增长33.9％。厂党委书记何秀春——这位做了半辈子思想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告诉记者：“企业的活力，源于坚定不移地实行经济改革与民主管理。”
自1983年以来，北京开关厂经历了一系列改革试点：
在领导体制上，试行厂长负责制，理顺党、政、工三方面的关系；
在经营方式上，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
在内部管理上，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责、权、利明确。
每一项改革，都涉及责任与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层次的职工心中掀起层层波澜。1984年7月，上级批准开关厂试行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厂领导经过缜密研究，决定端掉企业内部的大锅饭，实行下浮工资制。
一时间，厂内议论纷纷。一些长期吃补助的职工听说工资还要下浮，眉头紧锁。
面对波动，厂领导向群众陈述利弊，说明不丢掉“铁饭碗”，懒汉和勤劳者只能会摽在一起受穷。各车间、科室的负责人还分头到老弱病残职工家访问，讲清罚懒不罚病、不罚弱的道理和措施，安定了人心。
结果，改革的当年，生产形势空前的好，上缴利税比1983年增长32％，86.5％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就连那些没有升级的职工也认为改革合情合理，说：“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不争气。”
工具车间试模工史松水，家在农村。过去全家五口人，靠他四十七元三角的月薪过日子，吃的是窝头、咸菜，穿的是补丁衣服，常年靠工会救济。改革以后，他的收入三年增加了三次，翻了一番多，去年，他全家收入八千四百元。如今，开关厂很多职工穿着讲究时新，饮食注意营养，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改革使职工们积极向上的心气越来越旺火。
前不久记者在车间里见到了史松水，他正在赶写改革厂内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议。记者问他对改革有何感想，这位壮年汉子憨实地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改革的顺利发展，改革好，接着改。千万别倒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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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使企业的兴旺与职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吸引着职工参加民主管理。但是，要把群众潜在的民主意识变为实际的民主管理，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刚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的时候，一位车间工会主席提出辞职，理由是：“厂长全权负责行政指挥，工会和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就名存实亡了。”面对这种情况，厂工会主席李树楠意识到，只有普遍地加强民主教育，才能弄清楚厂长负责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厂工会与行政、党委领导商议后，连续举办了四期培训班，轮训了全厂二百八十九名职工代表和工会干部。大家谈到，自1954年厂职代会成立以来，很长时期内对工厂的产供销基本没有发言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厂内四次修改职代会条例，每修改一次都使职工的民主权利更加充实，形成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的体系。那位车间工会主席改变了对民主管理的糊涂认识，欣然收回了辞呈。
为了在实践中培养全体职工民主参政的风气，去年12月，厂内开展了“假如我是厂长”的征询活动，吸引职工提合理化建议。五车间一位进厂二十多年的老师傅，在一周里，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建议书到夜里一两点钟。老伴问他为啥这样积极，他感慨地说：“工厂提倡民主管理，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职工们想厂长之所想，急厂长之所急。短短十天里，就提出各种建议一千一百三十五条，其中被厂长采纳的有一百多条。销售科舒俊儒和五车间王培新，分别用醒目的图表和翔实的分析指出，工厂管理人员比例高于全国同类企业，厂长的指令要通过三个层次，二十七个环节才能传到最基层的职工。根据他们的建议，厂长在今年毅然砍掉了18％的科室和9％的管理人员，政令畅通，提高了效率，降低了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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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与民主的追求，使职工们的思想境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观念在退却，新观念在萌发：
——竞争观念。目前，那种上班“泡汤”、下班瞎闹、人生无追求的现象逐渐消退。关注市场信息、业务上比着干的人多了。
——求知观念。现在，全厂参加各种读书活动的职工近千人，长期坚持自学的职工有三百多人。
——爱厂观念。不同年龄层次的职工都希望企业越办越好：老职工为的是退休后有个“靠山”，中年职工渴望年年有个新“奔头”，青年职工则切盼有个练就本领、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
——纪律观念。改革前，厂领导曾制订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十不准”规定，但不少职工接受不了。改革后，职工们每天提前十分钟做好准备工作，上班铃声一响，全厂千余台机器立刻同时运转起来。
仅今年第一季度，全厂就涌现出三百六十九名“优质高产能手”，六十九名“技术革新先进标兵”。从1981年到1985年，开关厂的工业产值和实现利润双双翻了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