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五）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五）
本报记者　鹿舫
当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当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着重说明应当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时，中国科大校园中，白发教授喜泪纷飞，少年大学生笑弯了眉毛……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管惟炎教授说：科大民主办学是打这儿开始的。民主办学不就是指广大师生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并参与校政管理的权利吗？政治上、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就得思想解放；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先锋。参与校政管理，就得有科学文化知识；而科学文化知识，目前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
就拿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来说吧，这位因“反右”扩大化而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达二十年之久的党员教授，曾大声疾呼：“知识分子要作党的诤友，但又不能只限于当诤友。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没有科学方面的背景和文化方面的素养往往看不清。同时，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要对整个社会进步负责。”1980年秋，共有一百二十名教职工的物理教研室由全体人员民主选举室主任。方励之以93％的多数票当选。他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实行室务活动公开化，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竞争淘汰。没过多久，物理教研室教学、科研工作便蒸蒸日上，全校上下刮目相看。
校党委副书记王学保说：民主办学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相信知识分子是能够依靠的，他们懂得搞民主办学不能不受社会主义法制制约，不能不受党和国家文教科技政策制约。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科大党委这样信任“老九”呢？据记者了解，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有尊重和依靠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科大师生的现实表现无愧于党的信任，三是有一定的组织措施保证。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只经过短短四个月的筹备就办起了科技大学，如此神速的原因之一是，科大的教师全部由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兼任。“短期这样干可以，长期这样干，岂不等于一个国家没有常备军吗？”校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在一起商量开了，进而勇敢地决定：把项志遴、曾肯成、朱兆辉、陈希孺、殷涌泉、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如今他们都成了各系科的学术带头人。
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校党委书记杨海波指示人事部门到市井小巷、荒漠边塞以至劳改就业人员中发掘因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而蒙受冤屈的人才。科大教师队伍中又因此增加了张景中、杨陆、王仁川等十多名副教授……
这几年，科大到国外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的教师有三百多名，人人一到期就回国。生物系龚立三副教授在美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喜获突破。有的国家要高价购买他的成果，也有人劝他在美国申请专利，但他均婉言谢绝，毅然把成果带回祖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科大既有60％以至80％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的记录，也有顾卓成、俞江等同学主动要求去新疆、西藏工作的光荣。今年5月，校党委举办业余党校，准备在学生中招收二百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谁知有五百多学生踊跃报名。
在科大，人们尊重知识超过尊重官阶，要得官阶先得有知识。全校最高决策机构——校务会议的七名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五人是党员教授。总支副书记、副处长以上的党政干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60％以上既当官又教书。要提拔系主任，则一律在教授中挑选。正是这些组织措施，从政治上保证了知识分子是科大的主人，使“从政谋特权”的做法失去了旧日的诱惑力，防止了由于尊重官阶超过尊重知识而可能导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