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对“无欲则刚”的质疑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再对“无欲则刚”的质疑
陈小川
写了文章有不同意见，我打心眼里高兴。假如我会唱戏，在台上唱《长坂坡》，唱得顺脊梁流汗，观众却在打盹，我一定很悲哀，还不如有人喝倒彩呢。读了吴祖荫同志的《“无欲则刚”有何不好》，很为他的商榷态度高兴，但也有些惘然，象唱戏已毕下台来，有一位对声乐很内行的人跑过来说：您的“西皮流水”唱得不好，不如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
明确所讨论问题的概念，是明确意见分歧的前提。我的《也谈欲的正邪之分》一文中所说的人的作官欲、发财欲，是作为两个单独概念提出来的，并不是说作官欲、发财欲就无法分出正邪，而是说把作官欲当成一个概念，从欲的正邪角度去给它定性，难以一言蔽之，或正，或邪。有海瑞的作官欲，有严嵩的作官欲，当然可以分出正邪来。但也正因为有海瑞和严嵩之分，作官欲才不好简单定性。
前些时听人谈起，北京市极缺保姆，以致于外地来京的小保姆们要价日高，要问“有彩电么？”“有双缸洗衣机么？”否则不干。但北京本地人，包括京郊农村姑娘，是绝少愿意当保姆的。这就是古都京城人的观念在起作用，以为当保姆是当仆人，掉价儿。但是另一种仆人北京人不至于坚决不当的，就是公仆——官。这当然并非仅北京人如此。同是“仆”，为什么有的就避之不及，有的又趋之若鹜？无非公仆不是仆而已。假如有一种健全的制度，规定公仆必须看主人（人民）的意志行事，主人一旦不满，便把公仆辞掉，那情况就不同了。假如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些争着当公仆的人的作官欲，就一定是正欲无疑了。靠大力提倡“无欲则刚”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对发财欲也是如此，细分起来，正邪鲜明。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独概念，就不好简单以正邪定性，正如吴文所说，有正道发财和邪道发财的不同。但是该文说“如果价格公道，难道不算正欲？”这又无法捉摸了。什么才叫“价格公道？”小贩们多是认为有人买就是价格公道，而买主一般是抱着除物美外越便宜越好的态度的。市场经济承认价值规律，却没有申明什么是“价格公道”。那么对发财欲的道德评价又如何判定呢？恩格斯认为，人们是从自己的经济地位中引伸出道德规范来的。这里所说的道德规范，就是指人的行为（包括支配行为的欲念）的正当与失当的规范。当人们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时，自然对某种欲的正邪判断不同，如顾客说个体商贩卖东西是“宰人”、“一刀宰死”、“砂锅捣蒜”；但小贩说：“谁让您愿意买呢？”小贩这类发财欲的正邪，恰恰不是仅仅道德评价的事（当然各行各业都需讲职业道德），而只能由法规去裁判了。因为什么是“价格公道”，应该交给价值规律去仲裁，而不是交给道德。如果用道德裁判，得出小贩客观上活跃了市场，满足了顾客需要的结论，也就有吹捧“奉献”之嫌了。
我在《大地》副刊上发表的关于“欲”的两篇文章，无非是想说明，把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希望押在“无欲则刚”上，寄托在思想教育、榜样的力量上，寄托在“慎独”、“静思”上，是靠不住的，并非否定道德教育。重要的是要有制度、章法和法制。如同城市交通，在路边矗起一些牌子，醒目地写道“为了您和别人的幸福，请遵守交通规则”之类标语，是很必要的；但根本解决问题的是交通法规和科学的交通管理。不按规矩行事的必受处罚。我们能把维持交通秩序的希望押在路边宣传标语上么？仍就作官欲论，我们缺少的是健全的政治体制，没有一种约束力，保证作官必须是公仆，必须给人民办好事，不得生邪欲，生了邪欲也不敢付诸行动，行动了一定会受主人惩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无欲则刚”不是显得太苍白无力了么？！
至于“无欲则刚”好不好，我也以为极好，而且我还渴盼着人人都无欲变成天使的那一天。问题在于可能不可能。我们今天能看到“人人无欲”“个个慎独”的曙光么？只有健全的法制和政治体制才是靠得住的，因为它儆戒人们不要把邪欲变成行动。而道德引导却没有能力管那些不按阁下引而导之的方向前进的人。假如真如吴文所说：“法律管不着的问题，要靠政治思想工作来管，要靠道德来管。”前提必须是肯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实践道德理想的自觉意识，这在目前能成为现实么？否则道德何来外在的制裁力量呢？
制度、法律，不是万能的东西，不可能指望它消灭一切魔鬼；也不可能指望它把一切人变成天使。但法制、纪律毕竟比道德教化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