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记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
——记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本报记者　高宁
如果说几百年前，西方有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那么今天，他们的后人更多的则是用赞叹的口吻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进步。本月4日至6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二十几个国家的近六十位学者和中国四十余位作家聚会上海金山，参加了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重新起步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从十年动乱的一片荒漠中走出，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的勃兴，由于种种原因一度沉寂了的国际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再度活跃起来。这次会上，不少学者介绍了各国的研究情况。联邦德国自1978年以来，举办了六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成为西方的研究中心。过去只关注中国古代近代文化的美国，如今已出现了一支近二十人的研究和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队伍。苏联、东欧国家掀起了重新研究和阅读中国当代作品的热潮。苏联近几年已出版了十几种中国当代作品集，每种行销五万册，同一般图书只销售一万册相比，这个数字大得惊人，但仍十分抢手。
这次与会的专家大都是多年来辛勤培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花的园丁。五十二岁的马悦然教授以其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的身份成为会议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前些时批评中国翻译界的谈话虽然引起争议，但他倾毕生精力培养汉学研究人才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现代诗歌和小说，却受到中外代表一致的敬佩。近几年，他担任系主任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八名汉学博士生。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一大批青年汉学家的出现预示着中瑞文化交流将出现令人可喜的前景。著作等身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外交界担任要职几十年，但他对记者说，这只是他的“副业”，他最喜爱的是研究中国文学。如今他已七十四高龄，仍在主持编纂一部大型《中国文学图书集成》，向苏联人民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此外，美国的李欧梵、葛浩文、林培瑞，英国的詹纳尔，澳大利亚的白杰明等，都是我国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的重要译稿撰稿人。他们奔走于中国和欧美之间，沟通信息，译介新作，创办刊物，撰写论文，成为中国和英语世界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误解·理解·超越
会议最大的成果是什么？中外代表一致的回答是，加深了理解。这不仅仅指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理解，更是指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流和沟通。
中国作家惊异地发现，外国学者的欣赏旨趣同自己有那样多的相通之处。他们喜爱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和现实。他们赞美巴金的《随想录》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因为这是不说假话的作品，是作者心灵的剖白和真实感情的流露。他们高度评价阿城的《棋王》，因为其中有说不尽的人生悲欢。
当然，双方也存在“误解”。联邦德国学者阿克曼认为这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他从其中领会到无尽的妙处：“它们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人生的生存方式的绚丽多彩。承认并积极地对待这些误解，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对方，还可以更进一步理解自己。”
中国作家则通过种种的理解和“误解”发现：文学可以超越，但不是靠追求技巧和形式，而是靠深刻地反映现实，真诚地面对自我，以及与本民族的人民心心相通。
并非“痴人之梦”
在自由、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这次会议围绕“我观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大题目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大家争相评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继承和创新、现状与前景，但最热门的话题仍是“创作自由”。
外国朋友批评一些中国作家仍不敢正视社会现实，不敢正视内心矛盾，转而去经营应景应时的小“摆设”式的作品，片面追求形式和技巧。
刘宾雁等中国作家则认为，中国作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不少人就象被笼子关得麻木了的鸟，笼子打开了，仍飞不高，飞不远，不会运用自由这一武器，内心没有获得自由。
为谁而写作？美国学者林培瑞令人信服地分析说：一些中国作家过去屈从于政治压力，现在又屈服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压力，赶时髦，趋时尚，把自己又捆绑了起来。创作要从内心出发。詹纳尔在他的论文中把对中国文学的期望比作“痴人的梦”。他真诚地希望中国作家不要为诺贝尔奖写作，不要为外国人写作，“只有那些将自我揉进作品之中的作家，才会跟读者的心灵相通”，“与自己的同胞心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