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探索与争鸣

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
方之光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迫切要求改变当前史学脱离现实、方法陈旧、领域狭窄等弊病，提出汲取西方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开展文理各学科交叉研究等建议。这些意见，都具有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笔者完全赞成。但是，在讨论中，也有的同志在批评“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和“回到乾嘉学派中去”等片面性口号时，又提出了史学要“现代化”，不断“更新历史科学的历史知识”等建议；为了解决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有的同志主张把它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这就涉及历史与现实、科学性与革命性，以及如何古为今用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仅就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即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略述个人的意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同志。
（一）
史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已经逝去的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有二：一是“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事实”；二是“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其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求历史之真实，是指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经世致用”是指它的社会价值。
紧密联系现实，“学必经世”，是我国历代史家的优秀传统。孔子作《春秋》，就把求历史之真的“述而不作”，与“寓褒贬，别善恶”的致用相结合。司马迁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目的也是“自镜也”。刘知几认为治史必须“拔孚华，采贞实”的直笔，反对曲笔，也是为了发挥“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途”的社会作用。
在我国封建社会，正因为史学在维护封建统治中发挥了重大的“资治”“资鉴”作用，所以它成了仅次于经学的显学。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地理环境和英雄史观决定论，对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进行尖锐的批判，把我国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他指出，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旧史学，只不过是封建帝王臣僚治理人民的“教科书”，具有强烈的“贵族性”。为了“明道”、“经世”，不惜“强史就我”，任意篡改，把历史变成“供吾目的之刍狗”。梁启超认为治史必须“求真”、“求博”、“求通”，把史学从为封建统治“特别阶级服务”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第3章）。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虽然提出过“为历史而历史”，即“以史为目的不以史为手段”的纯客观主义的方法，但是，他为资产阶级“资鉴”而研究历史的目的，仍然是很明显的。
我国历代史家，虽然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把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真正科学地统一起来。因此，中国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又始终是矛盾的。
孔子作《春秋》，刘知几就批评他没有做到“善恶必书”，而是采取“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乾嘉史家尽管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是，他们
“信而好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所以其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是矛盾的。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一致的典型例子。梁启超说这本书起了晚清“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的社会作用，而它的学术价值，则是“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清代学术概论》）。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前，历代史家不可能做到求真务实和创新致用的统一。除了极少数史家敢于秉笔直书，“为治史而治史”外，大多数史家都是片面或歪曲历史去“经世致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摆脱“君权神授”和“历史为心力造成”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因此，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国史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二）
与中国传统的地主、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的。它的任务是尽可能“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及其运动规律（《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这样，唯物史观不仅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给我们指明了把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沿着唯物史观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中国历史研究作出开拓性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从而使历史学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认真研究历史，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实事求是这个唯物史观的精髓，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里，犯了把阶级斗争观点绝对化、简单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从而使我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的挫折。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从背离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开始的，结果把历史研究引向非科学的道路，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并把它推向一个极端，造成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空前的大破坏。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清算了“四人帮”唯心史观造成的恶劣影响，纠正了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使历史研究重新回到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上来。
但是，也应该指出，有的同志在纠正过去的错误时，不适当地强调了史学的学术价值，重提“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片面性口号，忽视了时代对史学的新需要。“史学无用论”又有所滋长和蔓延。
史学研究当然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这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怎样正确处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强调史学“薄致用重求是”时，往往容易忽视它的社会价值；在强调史学“古为今用”的社会价值时，往往容易忽视其求实求真的学术价值。这两种倾向都有，笔者认为以后一种倾向为主。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尽可能把求真与致用辩证地、内在地统一起来，即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去创新致用，在创新致用时不违背求实求真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执古以绳今”，即“颂古非今”的“诬今”的倾向；更要纠正“执今以律古”，即从现实需要出发改铸历史的“诬古”的倾向。为了尽可能做到两者的和谐一致，我们除了批判继承我国历代史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等优秀传统，汲取西方一切“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宝贵传统。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首先就得尊重史实这个基本出发点，而决不能从原则出发。黑格尔说：“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了”（《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要任意抓几条材料来证明现实需要的几个观点，那确实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这与科学的研究历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只有先对这些汗牛充栋的史料，认真地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才能做到史实正确。对史料的训诂、考订、辨伪，乾嘉史家“尊疑”、“重据”的治史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西方计量史学等方法，当然也要汲取。
“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同上）。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从史实联系中去把握史实，进行分析综合，由具体到抽象，作出科学的概括。
强调“真实性一直是历史学的精髓”（《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史译文集》，第261页）这一古今中外史家的共同经验，决非忽视它的社会价值。相反，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因为史学是“一门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以临时卒办”，决不能以“空言淆乱者”（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正如戴震所说的，“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可见，以歪曲史实真相去求新致用，不仅与中外史家治史的优秀传统相抵牾，而且更与科学的唯物史观无丝毫共同之处。1962年，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指出：“如果能够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末，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发挥史学创新致用的社会功能，既不是“以复古为解放”，也不是以追逐时髦为发展，而只能是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去创新致用，即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史学研究才能真正发挥“鉴往而知来，察古而知今”的社会功能。
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我国历史的真实过程及其运动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特点，就愈能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帮助，就愈能充分发挥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功能。事实证明，“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就愈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历史科学的有用性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即科学性。那种把史学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要不断更新历史科学的历史知识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