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坦荡话改革——访匈札记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胸怀坦荡话改革
——访匈札记
本报记者　胡鉴美
多年来，匈牙利以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今年10月下旬，我们访问了这个国家。当时正值“匈牙利事件”三十周年和匈牙利改革二十周年，因而，畅谈改革自然成了中心话题。
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劳考多什·艾尔诺和《人民自由报》总编辑博尔贝伊·加博尔都详尽地同我们谈了匈牙利改革的起因：三十年前的那场动乱，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深深地认识到，必须同导致动乱的原则及经济体制决裂，如果再沿着强制推行的工业化和合作化的老路走下去，只能弄得农业衰败，无衣无食。所以党在1957年提出：经济政策要符合本民族的利益，为此，就要实行广泛的开放政策，并要使人民广泛地参与。——这不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吗？在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准备后，到1966年，改革的方案终于形成，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1968年1月，匈牙利的改革正式起步。
回顾征程，匈牙利的同志们几次向我们提起卡达尔的一句名言：“人民是不可以用来做试验的”。此话的份量何等重！历史在这里沉思：前人曾经拿人民作了“试验”，结果是，使人民和党都流了血。这样的历史再也重演不得了，匈牙利的改革必须既彻底、又审慎。
1968年至1974年，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匈牙利经历了一个相当迅速的发展阶段，在计划管理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商品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常常被称作匈牙利改革的黄金时代。尽管近几年由于某些外因内因，使匈牙利的经济出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国家因改革而获得的成就和幸福，仍然是值得骄傲的。以致快人快语的宣传鼓动部长告诉我们：
“匈牙利现在每人每年平均食肉量为七十八公斤，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排在第十九位，在我们后面还有着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哩”；
“当我们的农民一户可以养二千五百只鸡或五十头猪时，曾使前来参观的某些外国朋友大惊失色，问，这符合社会主义吗？我说，这为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难道只许养四只鸡、或多卖一头猪就要被关六至八个月反而是社会主义？起码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见他们说过社会主义应该是贫穷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没有人要”；
国家计划局的国务秘书霍什·亚诺什同志还向我们具体介绍了他们怎样不再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发布计划、怎样不应该由计划局的少数人去指导经济之后，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社会主义民主化本身便是一种生产力。”这简直是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一语破的了。
匈牙利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摆正党的地位，一是让人民广泛地参与决策和工作。
所谓摆正党的地位，即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分工。过去匈牙利劳动党曾以过多的行政手段领导社会；现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批判了这些做法，指出，党的决议只对党员有效，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必须尊重国家机关的独立性，尤其要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匈牙利的同志们说，党的力量在于领导，不在于统治；党要听得意见，听得批评，要实行自我监督。
所谓让人民广泛地参与决策和工作，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党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施密特·彼得教授认为这是当前匈牙利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这问题解决得好，社会的自我活力便解放出来了。现在匈牙利是以制定新的选举法、实行差额选举，遇事广泛动员群众参加讨论，来做到这一点的。对此，教授风趣地说：“过去，党和政府常常以为议会批准的东西总是他们所设想的，现在却往往吓一跳：批准的竟和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了！”
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力量不但在生产领域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表现出来。我们所到之处，许多同志畅谈了这方面的情况。
瓦莫什·蒂博尔是匈牙利科学院著名的学者，他说：旧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这位曾在集中营里与法西斯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因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十分拥护自己的党对科研事业的政策：科学研究上没有政治决策，科学研究是自由的，它与政治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们在匈牙利访问十天，十天都在谈匈牙利的改革。当然，从十天看三十年，只能看到大海的一滴水，然而这一滴，毕竟来自大海，从中可见大海的风神。三十年前的布达佩斯曾经出现枪声弹痕，三十年后的布达佩斯却是自由女神像平静地远眺蓝天，多瑙河水平静地流过大地，风和日丽中，繁华的瓦兹区商品丰富，行人如织……这一幅宁静而繁荣的画图有力地说明了，英雄的匈牙利正以改革的步伐，胜利地行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