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
　　乔还田
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于1981年出版上册后，曾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不少读者盼望中、下册能够早日问世。现在，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耕耘，中册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五十一万字的新作，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1860至1900年间的历史。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那么，苑书义等著的新编近代史中册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呢？依我看，苑著至少有四个特点值得加以肯定。
首先是能够驳陈说，立己见，力争做到发他人所未发之言，或发他人有所言而未尽意之言。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以往同类著作多持贬斥态度，断言它是一场反动的卖国的运动，其作用在于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沦向半殖民地化。本书则通过综合考察，说明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和西式学堂是一种开山辟路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企业和学堂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和造就了一批技术力量”。作者认为，“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工矿交通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对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性质，作者也不同意是所谓“宫廷内部权利之争”的说法，而认为是“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因为这种权力之争是受当时的民族矛盾制约的，从实际效果看，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起了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作用。书中关于“东南互保”的评价也有新意。以往流行的看法是：“东南互保”是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而经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络南方大吏演出的一幕卖国投降丑剧，它既使帝国主义得以保护其在南方的既得利益，又使其能够集中力量去北方扼杀义和团。本书作者则通过分析刘、张、盛当时的往来电函及“互保章程”全文，说明“东南互保”虽贯穿了严防人民反抗和镇压义和团的意图，但同时也约束着外国兵轮、水手、传教士和商人不得肆意侵扰，因此这个章程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妥协的产物”。类似的见解，想必有的论者难以赞同，但就苑著本身论证看来，则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固不失为一家之言。
其次是能够探赜索隐，以分析深入见长。以对维新时期强学会的分析为例：当时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并非由清一色的维新派人士组成，而是既有帝党分子，又有洋务派厕身于其间，但以往论者多不曾深入考察过这种较为复杂的内部派系关系。本书作者则能探幽索微，通过对入会者逐个考察，阐明强学会是一个主要由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在同后党争权的过程中，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当涉及到变法的纲领、步骤时，认识就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稍有风浪，这个松散的联盟即告解体。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斗争，作者也通过分析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不和”，揭示出张之洞操纵《时务报》的真相以及汪康年依附张之洞渐趋转向反对变法的可悲面目。
资料详赡，安排得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据统计，全书征引参考书一百多种。此外，作者还利用某些典型材料，厘正了以往一些疑难失实的问题。如通过检核原刊和当时的函札，证明了北京强学会所办最早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而不是《中外纪闻》；梁启超和谭嗣同初次会晤的时间是1896年3、4月间，而不是1895年；强学会创立于1895年的农历十月，而不是七月初。这种匡谬订误之劳，也是很可贵的。
本书还尽量注意了弥补同类书籍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如有关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概况和十九世纪末叶西南边疆的危机情势，以往同类著作中介绍较为简略，甚或语焉不详。本书用相当的篇幅，系统论述了我国近代缫丝业、机器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出版业、采矿业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日美侵台、英国侵藏的基本情况。另外，对一些不便在正文中叙述，但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作者也用注释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见解；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也在注文中简述其生平。所有这些，既增强了本书的知识性和学术性，也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本书的不足是仍以写政治事件和战争进程为主，而对思想、文化的论述相当简略。此外，某些章节的理论分析也似显薄弱，以致使对一些基本观点的阐述、论证和发挥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