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路遇
本报记者　沈纯
在枫林尽染、桔子已熟的时候，记者在长沙遇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上海外贸学院教授孔令朋先生。孔老是应湖南省政协的邀请来这里讲学并游览索溪峪和张家界风景的。记者有幸与他同了一段路。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前进，年轻人尚有些倦意，然而年近古稀的孔老却兴致极佳，谈锋甚健。他对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等，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
“你们报纸应该多些‘！’号，少些‘？’号。”他针对目前法制的不健全，对报纸宣传提出了批评。他说：“国有国法，党有党纪，谁触犯了法纪，谁就要依据法律、纪律受到处理，这应是不容讨论的。可是，不少报纸在揭露了违法犯纪的事件后，常常要向读者发问：‘难道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要谁深思？”他有些激动：“对这类问题，读者早已深思过了：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依法办事。报纸就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维护法纪的尊严，提出明确的意见来，不要老是问读者是不是值得深思。”
记者告诉他不久前从全国部分省市政协提案工作会议上得知，政协委员的提案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这个话题引起了孔老的感慨，他说：“知识分子要成为国家的智囊，但不可只是‘囊中之智’”。他说，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国家决策的基础。党和国家的每次重大决策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所以，一个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就首先应站在这个高度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进行思考，提出意见，在政府作出决策之前发挥智囊作用。如果仅仅是在决定、政策颁布之后去为之找依据，就成了“囊中之智”，不可取也。他说，三十多年来对党没有批评过一句话的人，可能是党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古人云：“不敢者不信也”。
我们结伴攀登索溪峪的西海。同行的几位同志担心孔老的身体吃不消，劝他慢慢走，他风趣地说：“我1957年以后，当了二十多年农民，有锻炼，这点山路不怕的。”他和大家一起登上了“南天门”。
二十八年前，孔令朋先生因对国家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批评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多年来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并没有使他的爱国热情稍有减损。他说，他现在感到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现在唯一的心愿是：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知识全部贡献给国家，真正做一个“智囊人物”。
分别的时候，孔老告诉我，这两天他的脑子并不清闲，因为他赶回长沙去还要做一篇题为《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