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的几次“分离”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文学批评理论的几次“分离”
宋耀良
我认为，新时期十年文学最显著的审美特征是其深刻而又全面的反思性。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实际上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是对时代和生活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文学艺术自身独特规律性的自觉认识。批评的自觉正是在这一组矛盾的对立运动中产生和实现的。对人的解放和文学的自觉的追求，共同构塑着批评的时代性题旨。
三十多年来，文学批评历程曲折，声誉蒙损，积重难返。批评理论的反思和创新首先不是凭借创造力，而是在对“奥吉亚斯牛圈”的清洗过程中进展的。因此，批评首先呈现出的是向“五四”优秀文学传统的回归。在回归途中批评对自身内涵中的非本体因素，在理性思辨和实践两个方面体现出民族思维能力的增强和辨析程度的深化。
批评首先与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相分离，这条路线造成的危害既深且广，它以批评为棍棒，迫害作家，使批评成为现代迷信和造神运动的理论工具。
1979年春天，《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提出质疑。这标志着批评对自身的清理进入了新阶段。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左”的政治因素的干预，限制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形成文坛荒芜、百花零落的局面。但是在理论认识范畴内要将文学与政治辨析分离，并非一件易事。四十年代初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对于完成民族的政治使命，起着宣传抗日和激励战斗的作用。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在“文革”中这一口号又直接演化成“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最需要独立的创造精神的艺术，被降低到了附庸和工具的地位。对这些观点理论提出的质疑和诘难，自然引起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争论。然而新生的理论力量依据着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觉醒意识，还有那鲜亮的历历在目的现实教训。经过半年多的争论，终于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首先公开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980年初，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从此，文学能够在一个较为正常的环境中依据自身内在规律而获得发展。
随着文学形式方面新表现因素的纷繁出现，理论上也相应地出现了要求对审美范畴独特性进一步明确的呼声。1980年，有人对传统的美学原则进行批评，提出了在新的价值标准观照下，对自我情感的审视、开掘和关注。认为文学不仅仅表现外在世界、亦能抒“自我”之情，一种将美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的意识，获得相对系统的理论显现。新的分离的意识，当时受到极其激烈的反对。我认为，文学与社会学的分离，是审美深化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说文学可以脱离社会，摒弃时代精神，而是艺术应当以独特的方式，以不同于社会学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应当坚持一种符合艺术自身规律和特征的审美价值标准，而不必强求与社会价值标准的一致和统一。这种艺术审美的自觉意识，是在向传统的回归基础上体现出的新的时代精神。
在批评理论的历程中，1983年底开始的那场剧烈逆转，所产生的心理震荡无疑是深刻的，其启悟出的理论认识也弥足珍贵。在一定意义上促发了1985年文学批评新生面的形成。1985年春天那场此起彼伏、南北应和的“批评新方法论”大讨论，其宗旨就在于使批评与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分离，使批评从旧理论体系大厦中彻底超越出来。当然，社会学批评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批评方法，自“五四”以来这种方法对我们民族新审美理论建设与新鉴赏趣味的确立都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批评自觉意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思，实际上也是要还社会学批评以本来面貌，使它能继续发挥积极效用。而批评经过颇为艰难的几次分离之后，也确实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崭新局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趋向和崭新的形态。
一、“体验式批评”和“体系性批评”共存。在一个时期内，体验式的批评曾施展了一番，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当时批评的主要存在方式。1985年后，体系性批评脱颖而出，并很快勾勒出其初具规模的发展轮廓，其中有打通各时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在整体中注重某一侧面，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研究，有将文学艺术与精神现象乃至生命意识结合起来把握的思潮研究法，还有从结构主义的表述原则出发，着重研究“文化—心理层面的批评模式”……批评获得一种超越，它将作家与作品视作自身理论建构的思维材料，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价值判断的方式，影响作家乃至整个社会审美接受层面。
二、“新科学主义批评”和“人文主义批评”的对话。新时期审美范畴中新生的科学主义批评对当初批评新局面的构成与自觉意识的促进，都起了作用。在目前这类批评主要体现在“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运用上。
结合人文学科展开的批评是人文主义批评，诸如心理学、语言学、神话学、民俗学等与文艺学结合，开拓出的批评层面十分有益于建立主体的艺术理性世界。它把艺术看作是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和精神现象的形象显现，批评的过程应有助于文学体现其审美认知的独特性。当然这种批评必须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上，批评的展开又能相应促进对人的认识的深化，这就使其负担着一些非文学方面、却又强烈体现时代精神意识的使命，因此这种批评在当今的中国有着更大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三、“本体论批评”和“主体论批评”互补。前者以文学本体为主要研究范畴，有正在逐渐形成的语言学、作品心理学、角度学、神话原型、结构主义等批评范式；后者有对接受美学、阐释学的研究，以及文学主体性研究方法和思想。前一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本世纪世界主要批评方法和潮流的认同，因为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和新批评派始，世界批评就注重对艺术本体即文本的研究，直至七八十年代，自接受美学开始，审美主体的作用才开始重视。而主体论批评又可看作是对世界批评主潮的超越，其呈现出的对审美主体的重视，已大大超出接受美学等。但是并不是说，这样本体论批评在我国就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从理论形成的逻辑顺序看，本体论应是主体论批评的前提和基础，忽略了对艺术本身的结构、形式、语式等规律的重视和洞悉，过于强调主体论，有可能会给创作带来又一次危机，无节制的主体随意性根本无视艺术本体规律的客观属性。为此，我们在倡导主体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对形式、对精美文体敏锐感受的能力，在批评理论构想方面应既强调高度、又注重基础。在实践中本体论批评也首先获得较全面的铺展，并出现两种批评互补的状况。当然主体论批评所体现出的民族理性精神的高度，是目前其他理论不能与之比拟的，其核心是人道主义，不难看出里面灌注的是时代和民族新生命意志的心声。
批评理论的新面貌仅初露端倪，面临着将是漫长和艰巨的发展过程。但审美领域中对理论思维的重视以及对思维空间的开拓，必将影响其他思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