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效国家　匹夫有责——记藁城县农民企业家武吉龙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报效国家　匹夫有责
——记藁城县农民企业家武吉龙
杨振武　高文华
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不停地抽烟，四十一岁的武吉龙憨厚深沉，一看就是位实干家。
这位河北藁城县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春潮中大显身手，先后承包和租赁了三个亏损国营企业的车间，五年中为国家盈利五百三十多万元，创汇六百多万美元。
武吉龙以他不容置疑的成果，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河北省委领导夸他干得好，赵紫阳总理称赞他为国营企业经营责任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拍案而起的“小卒子”
1981年底，太原电解铜厂的硅车间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国家投资百万元建成的车间，自打投产就没有顺当过。不到五年时间，累计亏损一百九十多万元。为此，厂领导多次“调兵遣将”，还特意从抚顺、上海等地请来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指导。然而，废品依旧未减，亏损照常在增。“没治了！”随着几位老师傅发出的长叹，厂领导对车间的整治失去了信心。
“真是个鬼车间，停掉算了！”厂领导打算采取这一没有办法的“办法”时，激怒了一个在厂做临时工的农民。他气呼呼地找到厂领导：“要是允许俺们干，保准叫它变个样！”
“武吉龙！”一筹莫展的厂领导惊喜地打量着这位拍案而起的“小卒子”。可是，他们马上又犯愁了：把国营企业交给农民来干，这在全国可是没有先例的。万一有个闪失，谁担待得起呀？
应该说，太原电解铜厂的领导还是有胆量的。他们虽是出于无奈，但毕竟对当时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的“变通”。经过反反复复地研究，双方决定“以技术人员进厂”的方式，和武吉龙签订承包合同，实现利润三七分成，大头在厂里。
真是水不急鱼不跳，合同尚未签订，厂里已是议论纷纷。一些话说得相当刺耳：“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然而，当时的厂领导敢把硅车间包给武吉龙，心中也是有点底的。武吉龙在厂十年，虽说只是个临时工，却能处处为厂里着想，帮厂里解决过不少难题。厂里那堆大跃进时代留下来的废铜渣，三千多吨，多少人见了都头痛，是他创造水洗法，带人苦干两年，硬是从中筛出一百多吨铜；1980年，冶炼车间炉底破损，溢出八十多吨铜水，又是他带人突击，用摇臂钻打眼分割，使车间提前恢复生产；他还帮厂里试制成功了自动脱钩吊锤，使废铜回炉的工效提高十几倍。
武吉龙是个能人，这一点，厂领导深信不疑，但把这样一个烂摊子交给他收拾，不免也捏着一把冷汗。签合同时，厂里再次征求武吉龙意见：“如果有困难，还可以再商量。”谁知，武吉龙却干脆地回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其实，武吉龙心中也清楚这副担子的份量。国营搞亏了，有国家的大包接着，工人不会少一个子；他要是弄不好，不光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大伙也会跟着遭殃。风险，把他和工人们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他暗暗下定决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让那些只会吃国家“大锅饭”的人瞧瞧，硅车间本来不姓“亏”！
关键不在炉子
武吉龙虽说整天接触冶炼，但他毕竟没有亲自上过炉。他之所以敢承包硅车间，是因为他在电解铜厂的十年间，亲身体验了旧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看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症结。
谈到硅车间，很多人都埋怨冶炼的炉子不好用。也是，三五个月就要大修一次，一修就是两三个月。这样烧烧停停，产量质量没保证，又怎么能不亏损？
武吉龙的看法却不同。他说：“车间的亏损，关键并不在炉子，而是在人，在管理和使用炉子的每一个人。”
五年间，硅车间先后换过六任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他们都是厂里精心挑选的，有的还是工程师，可是一个也没打响。不能怪他们工作不努力，他们为扭转车间的败局，有的甚至都累病了。那怪谁呢？武吉龙一语中的：“只能怪他们手中无权。”
按说，“权”这个字应该是和职连在一起的，有职有权嘛！可是，多年来，不用说车间主任，就是厂长又有多少权？武吉龙开始为他的前任们鸣不平了。
作为一个临时工，武吉龙眼睁睁地看着“大锅饭”把勤的喂懒了，懒的躺倒不干了。炉前工出大力流大汗，到头来却比轻轻松松的辅助工多不了几块钱；评奖金，好坏一抹齐，一二三等，“轮流坐庄”。于是，不少人要求调动，批不准，就闹，就泡。炉子一出毛病，一些人便兴高彩烈，优哉游哉。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出现这种情况，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工人思想水平低吗？
武吉龙还看到，旧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把一些人生机勃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扼杀了。就说炼硅，怎样配料，本是有严格规定的。比例搭配稍有变化，就会影响硅的产量和质量。奇怪的是，多年来，车间的配料竟没有用过磅，只是凭估算投放。有位炉前工提出不同的意见，反被说成是“无知”。还有，车间里本来已经人浮于事，可还是一个劲地进人，以致两个人的事仨人干，工越分越细。一些人闲着没事，于是就嘀嘀咕咕，害得车间领导没完没了地做思想工作，哪有精力琢磨生产？
武吉龙看到了企业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对救活硅车间充满了信心。
创自己的一套办法
武吉龙的承包，本身就是大胆的改革。改革伊始，他就禀告大家：“我们是自己闯，往后，磕碰着谁，还望多加原谅。”
以个人名义承包，使武吉龙拥有了实实在在的企业自主权。他实行了单一层次的领导体制，上边没有碍事的“婆婆”，下边也没有那么多扯皮的中间环节，凡事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他在决策前充分听取大家意见，集思广益，而一旦决定，都必须坚决照办。他说：“一人一把号，都得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变音的，走板的，我就另请高明。”
“国营企业的官好当，没有压力，没有破产倒闭的危险，而我经营不好，就有可能去上吊。”武吉龙常把自己同国营企业的厂长、车间主任作这样的对比。压力和风险，逼着他去钻研和精通管理。他每天早上五点进车间，晚上十点出车间，记下了不同生产环节的上万个数据，翻阅上百本技术资料。他还自费专程到天津“拜师学艺”。日积月累，他在管理上制订了一套严密的数据管理制度。每道工序的生产任务、质量要求、原材料消耗等，都编制出一套细致可行的数据标准，各个岗位、各道工序都严格按照标准数据生产，从而保证了人人高效率，环环出效益。
武吉龙“动手术”最大的，还是分配制度上的改革。他对工人实行聘用合同制，取消了“铁饭碗”。工人上岗前先培训，并严格考核，无能、怠工者可以随时解雇。不管是谁，工资一律浮动，实行重奖重罚。他还实行了按工作岗位定人员、定制度、定效益、定奖惩的办法。不管什么岗位，一个可以干的决不用俩，能用俩的决不用仨。
武吉龙在管理上的一系列变革，改变着硅车间的面貌，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一些过去似是而非的“歪理”被正过来了。硅车间，这架“生锈”多年的机器，终于开始正常运转了：
“谁出力谁得利”——“大锅饭”的打破，把懒的逼勤了，勤的干得更欢了。炉前工整天烟熏火烤，费力气且要技术，每月工资比辅助工高一百元。就是同一工种的报酬，也不一般多。干得好坏，都能在工资上见高低。
“天天为降低成本而努力”——数据管理制度的实施，迫使各班组处处精打细算，千方百计挖潜节流。过去那种原材料到处乱甩乱丢的现象不见了，硅吨电耗从一千八百度降到一千四百度。
“人人忙着干工作”——定岗定员，车间由原来的一百四十人减少到八十人，很多辅助工一身数职，毫无怨言。现在的化验员，既管库又过磅，比过去三个人干得还好。没事扎堆聊天、吵架斗气的现象再也不见了。
承担着风险的武吉龙深深懂得人心向背的重要，平时很注重感情投资。他单设食堂，配备炊事员，保证第一线工人一天二十四小时有热饭吃，并变着法子让大家吃饱吃好。晚上不忙了，他还经常提上一瓶酒，弄些简单的菜，与大家一块拉拉家常，有什么事也念叨念叨，关系搞得很融洽。
压力与动力相通，风险同成功握手。在武吉龙的精心操持下，这一年，硅车间破天荒地盈利十九万多元，产品合格率跃升到97.5％，硅吨电耗和硅吨成本在全国同行业中最低，各项经济指标由承包前的全国倒数第一，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我是一靠技术，二靠管理，具体点说，就是七分管理三分技术。”武吉龙终于创出自己的一套办法。
不忘“匹夫之责”
太原的首战告捷，武吉龙探索的信心大增。1984年9月，武吉龙大胆地迈出第二步：以租赁的形式打进石家庄黄磷厂，把因亏损已停产十七个月的工业硅车间的产供销抓了起来。租赁合同签订了三年，每年租金二十一万元。他调来精兵强将，并亲自“坐阵指挥”，在实际生产的一年中，抱回一个“金娃娃”：创产值二百七十万元，实现利润四十一万元，90％以上的产品供外贸出口，为国家换取了八十多万美元的外汇。
与此同时，武吉龙还同严重亏损的湖北通山铁合金厂签订以技术咨询为主的联产承包合同。他带二十几名工人对生产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管理，仅五个月，就实现利润八十万元，各项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太原，石家庄，湖北通山。武吉龙把事业扩展到了三个省。几年来，他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每天都在满负荷地工作。然而，他仍然雄心勃勃，对于需要他帮助的企业，还是有求必应。最近，他又同山西黎城县年产二千吨的工业硅总厂签订了租赁合同，还有几个合同在商议中。
他明显地瘦了，每天三盒烟还抽不到头。在家种责任田的妻子心疼他，劝他歇两天，他总是说“顾不上”。在厂做工的女儿写信劝他：“这样下去会把您累死的。”武吉龙动过心，然而，事业在呼唤他，农民的报国心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都驱使他无法停下来。他对全家人说：“古时候还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的经济要振兴，我也要尽一个匹夫之责。”
武吉龙并不讳言他承包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的手头却很拮据。他把承包分成得到的利润，除了兴办一些集体福利事业，全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他对钱有自己的看法，不“死抠”，也不乱花。在同企业的合作中，从不在承包费用上斤斤计较，而是着眼于生产中利润的创造。他与河北邢台县浆水太行总厂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时，想到那里是革命老区，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便主动提出，只保工人工资，不再利润分成。只是由于厂方坚决不同意，才答应收取较低的承包费用。
告出来的典型
同一切勇于改革的人们一样，武吉龙在探索的路上也遇到不少苦恼的事。尽管他并不锋芒毕露，不咄咄逼人，但他的行动却使一些人难以看惯：“唉呀呀，这怎么得了！”于是，赞誉和诋毁一齐涌来。
自打武吉龙承包之日起，太原电解铜厂里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议论。那些当初想看“土包子”洋相的人，由耻笑发展到嫉妒、眼红。1985年春，厂里突然刮出一阵风：“武吉龙为什么能承包硅车间发财，是因为他给厂领导送了大彩电。”接着，又有人到处散布：“武吉龙是靠拚设备蛮干”。
对此，武吉龙真不明白，为什么硅车间亏损时，这些人不站出拍拍胸脯，有本事自己也可以承包嘛！难道原来炉子经常大修也成了好事？虽然厂领导劝慰他：“只管干，别听那些蝲蝲蛄叫！”可是，告状信还是“飞”到了省里。山西省有关部门派调查组一查，没一条是真的。他们肯定了武吉龙的作法，结论是，武吉龙承包硅车间难能可贵，不存在任何问题。
无独有偶。今年春天，河北省也有人告状，说武吉龙与税务部门勾结，偷税漏税。告状人还说：“敢用脑袋担保”。谁知，地县联合调查组经过反反复复地认真查证，发现武吉龙这几年为国家纳税四十万元，不但分文没有少交，反倒多交了两万五千元。武吉龙气愤地说：“一些人总爱以自己的心理来猜测别人的行动，甚至捏造事实。他不想干事，也搅得你干不成事，真可恶！”
在武吉龙最困难的时候，藁城县委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县委书记朱久安多次鼓励他：“大胆干。不要为世俗的偏见所压倒，不要因告状而退缩，只要你一天搞承包，县委就全力支持你！”为了扶正压邪，推动改革，今年8月，藁城县委专门召开表彰大会，授予武吉龙“优秀党员”和“勇于开拓的农民企业家”的称号。不久前，石家庄地委和行署也授予他“劳动模范”的称号。
告状，不但没有告倒武吉龙，反而把他告“红”了。这是告状的人所没有料到的。正如武吉龙所说的，他之所以能为国家作出一点贡献，一是党的政策好，二是各级领导的支持大。没有这两条，武吉龙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空怀壮志，报国无门。
“报效国家，匹夫有责！”武吉龙用他的改革实践，向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这份答卷，值得人们，特别是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家和国营企业厂长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