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川江小说的文化意识——李杭育创作漫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葛川江小说的文化意识
——李杭育创作漫议
黄育海
早在1983年，青年作家李杭育就立志做关于长江下游葛川江（即钱塘江）文化的文章。他发表的十几篇葛川江系列小说，如《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葛川江上人家》、《土地与神》、《船长》、《炸坟》等，都力图对古老、丰厚的葛川江文化形态作整体的开掘。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同时，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也有自己的文化。对民族文化的重视，首先就意味着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李杭育对曾经养育过他的葛川江文化，是非常熟悉和一往情深的。葛川江人的那些诸如用滚钩钓鱼的规矩，讨吉利的画屋，给死人做道场的讲究，好汉不弄二潮的习俗，极有韵味的葛川江小调，腊月十八甩火把的古老仪式，甚至那些粗野的“骂娘话”，特殊的男女关系等，都在他笔下得到了极其生动、“有滋有味”的展现。他浓墨重彩写“遗风”，写民俗，写人情世态，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葛川江风俗画。
不过，李杭育并不仅仅满足于葛川江地域风情的展现，他更注重的是探索葛川江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意识，或者说，他关注的是文化心理问题。文化与心理是互为因果的。一定的心理过程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而心理现象本身则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体现。作者曾说过，他是“以人心理解风俗，以风俗体察人心”。返观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他在这一点上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在《最后一个渔佬儿》里，渔佬儿福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陷入的精神困境，他的种种惆怅、绝望、无可奈何的情绪和执拗、倔强的性格特征，恰好反映了古老、悠久的葛川江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心理积淀。渔佬儿心理平衡的被破坏，意味深长地表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的葛川江文化传统之间的尖锐冲突。在中篇小说《船长》中，那个自诩为葛川江上最洋派的“船长”的那种外在的开放与内在的封闭相矛盾的复杂心理，同样折射出处于历史的新旧交替时期的葛川江文化所特有的斑驳的色彩。即使是在“船长”身上开始萌发的现代开拓心理，也分明带有葛川江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烙印。所以，文化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心理问题。正是由于“人心和风俗相为表里”，才使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蕴。
古老的葛川江文化有其鲜明的独特性，但它并不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系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往往以传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这就是说，文化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它总是以一种正在进行的方式，时时处处活跃与显现在可感可触的现实情态中。它不断与包括外来文化影响在内的现实生活磨擦、碰撞，并由此渐进性地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所以，如果一个作家对某一地域文化形态的把握是动态的和整体的，那他的作品中就必然会既沉积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又透发出一种生气勃勃的当代意识。在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中，传统的画屋被二层洋楼所替代（《沙灶遗风》），江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渔佬儿》），地道的船佬儿自称为“船长”（《船长》），弄潮儿成了观潮的人（《珊瑚沙上弄潮儿》），饭馆里的“舔盘佬”居然包租一场电影和国营工厂抗衡（《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就都在浓郁的葛川江文化氛围中传递出当代生活的信息。这些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萌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将取代旧的文化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李杭育葛川江小说的当代意识，除了体现为一种对现代生活走向和发展趋势的充分肯定外，还表现在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深刻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人类文化的必然结果。然而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它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并非都是甜美的。葛川江水的被污染（《最后一个渔佬儿》），弄潮儿自身的退化（《珊瑚沙上的弄潮儿》），就是人们所咽下的苦果。当然，李杭育更关注的是现代文明下人的心理失调。在《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中，最为明显的表现了作家的这种忧虑。小说的主人公连仲以前由于生活的窘迫，每天到镇上饭店里去“舔盘子”。尽管这种近乎乞讨的行为被人们所不耻，可连仲自己却保持着一种心理优势。然而，当生产责任制使连仲富裕起来以后，他却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拒不承认国营工厂给他带来的实际好处。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竟然包租一场电影“报复”国营工厂。连仲的行为，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的历史事实，但另一方面，连仲的心理变化不就更值得人们深思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将面临着新的价值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意味人们可以抛弃民族文化中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传统美德。渔佬儿、画屋师爹和老弄潮儿固然象上一代的遗民，行将被历史所淘汰，然而他们的那种高尚的牺牲精神，那种对信念的执著与忠诚，那种纯朴、倔强、坦荡、勇敢的性格特征，却是具有稳定性意义的。李杭育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价值选择的严肃思考，标志着他对葛川江文化岩层的开掘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目前，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已经构成了许多作家共同的美学追求。但是一些作家在开掘小说文化意蕴的同时，又流露出一种玄妙芜杂的情绪，缺少超越文化氛围的一种当代意识的观照和渗透。小说文化意识深厚还是浅近，并不在于是否反映了民情习俗，只有在对历史的切入和现实的观照中，才能生发深厚的文化内蕴。在小说追寻文化意识的大潮中，李杭育作为较早的一位，如何在已有的成绩中，取得突破，是作家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