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重新开放”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外国人士看中国

“百花重新开放”
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发表一篇由雅各布·扬、詹姆斯·普林格尔和卡罗尔·博格特合写的文章，题为《百花重新开放》，谈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学、艺术界的情况。摘要如下：
“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被视为“臭老九”，其地位比地主甚至特务还要低下，而现在，他们三十年来第二次受到友好对待和尊敬。一场新的“百花”运动（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用新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努力探索新的领域。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在业务方面受到的干预远比以前少得多。
放松控制是为建立中国新文化基础而进行的一种探索和努力。一位驻北京的西方使节说：“改革者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问题是如此之多，他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此，需要放手让人们接受一些新思想。”
事实是，文化方面的桎梏一旦放松，知识分子便有了绝好的条件和机会。这种特殊的挑战，是在不违背党的思想体系的前提下，使艺术创作能从过去严格的政治约束下解放出来。因此，艺术家便使用这样一些手法，诸如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道德”的二重性，在绘画中运用象征主义，在戏剧和电影中刻画历史人物以加强戏剧性，等等。
任命王蒙担任文化部长，是对作家协会内部改革者的一种极大支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已经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许多具有事业心和魄力的中国人已开始出版他们的报纸和杂志，这便为作家们提供了众多机会。　
在文学领域内，虽然“悲观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仍然受到反对，但官方所主张的文学观的宗旨——“现实主义”，最近却已进入各种各样的作品之中。
推动艺术复兴的艺术家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未接受过正规训练。他们已开始在艺术表现技巧方面，从有所改进的传统画法到十足的抽象派风格，进行实验。在戏剧界，一项允许各演出团体自选剧目的修正政策已使得更多的大胆的新颖剧目登上了舞台。虽然如此，中国大多数戏剧仍然要严格服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不过，导演们说，他们希望颇富想象力的《上帝的宠儿》的演出和莎士比亚戏剧节能给年轻一代剧作家注入新的活力。
电影界的“超越”现象已引起舆论的特别警觉。而黄建新导演的影片《黑炮事件》却没有遇到多少问题。这部影片对整个公安制度进行了大胆的讽刺，揭示了“官僚主义”的弊病。
音乐会的观众越来越多。三十五岁的女作曲家陈怡在北京首次公开举行个人音乐会时，主办者的名单中包括了国内一些高级音乐团体。陈怡的交响乐是将不大协调的中国音乐同和谐的西洋音乐交融在一起，这种演奏风格一直到不久前还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新起的音乐家中却似乎很少有人会惧怕因此而受到谴责。陈怡虽在“文化革命”中被强迫下过农村，扛过百来斤重的粮袋，但对开放政策将继续下去表示乐观。（文楚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