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记无产阶级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记无产阶级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伍修权　钱之光　蒋南翔　陈伯村　秦仲达
近年来，亮平同志被病魔缠身，从去年住院出来后，健康状况一直没有恢复。我们一些同志去看望他时，还相约待他病好后，一道去浙江温州和他曾搞过土改的黑龙江农村作些调查，看看那里的变化。9月下旬，看到他身穿簇新整齐的服装，坐着轮椅参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许多老同志都很惊喜，以为他又能和我们一起开会学习、种树劳动、参观调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他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凌远同志讲，轮椅是专为参加六中全会购置的。他曾很吃力地说：“六中全会很重要，我要去参加。去看看中央的领导同志，看看中顾委的同志们。”他为开好会，禁食禁水，强忍着病痛，并且连续递交了两份书面发言，衷心拥护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献。他嚅动着双唇轻吟着《国际歌》的歌词，深情地注视着亲爱的同志们……亮平同志啊，难道你是来和我们告别的吗？
亮平同志是浙江奉化人，自幼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1922年他十四岁时，中学未毕业就考入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厦门大学，专攻经济学，以图“实业救国”。然而厦门大学并非世外桃源，他又投入反对专横校长林文庆的学潮中，斗争结果是一部分进步师生脱离厦大，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亮平同志任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五卅运动”爆发时，亮平同志作为上海市学联的总务部长（秘书长），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高呼“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在霞飞路一带向群众演讲，勇敢地同前来镇压的外国巡捕作斗争，第一次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同志非常喜爱这个刚满十七岁的斗争骨干，亲自介绍他加入“CY”（共青团）组织，并推荐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于这位指引他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亮平同志始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925年10月底的一个清晨，亮平同志秘密地登上了一条开往苏联的运煤船。后来知道，同行的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孙冶方等同志。在中山大学他很快就掌握了俄文，不久又担任了世界经济地理的教员。当时学校的中文参考书很缺，亮平同志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翻译马列著作的工作。他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张闻天同志合译了《法兰西内战》，还参加翻译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这些译著后来也设法寄回或带回国内出版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翻译，与瞿秋白、邓中夏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亮平同志在中大期间，就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一起，成为最早反对王明宗派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他和王明在一个班上，对王明把马列主义当教条背诵，从不肯钻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十分反感，觉得他不象共产党员的样子。亮平同志和其它同学一起，对王明的许多做法提出批评，并向瞿秋白同志揭发了王明拉帮结派、打击同志的错误。对此，王明是很恼火的，为了迫害反对他的同学，他捏造了一个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造谣说一批江浙籍的同学组织封建团体，搞反党宗派活动，要进行惩处。事实上中大根本不存在什么“江浙同乡会”，被打成“同乡会分子”的也不全是江浙人，例如所谓“会长”的周达文同志是贵州人，左权和陈启科同志是湖南人，亮平同志虽是浙江人，但与他要好的同学中却没有同乡。后来，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没有真凭实据而予以否定。然而王明等人并不死心，继续捏造罪名加害于人，无端地给刚二十岁的亮平同志扣上一顶“老机会主义者”的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王明一直对亮平同志怀恨在心，于1930年和1937年利用职权两次撤销了他的中宣部的领导职务，还曾授意将他送到某个苏区杀害。直至1941年，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推倒了王明的诬陷不实之词，对亮平同志与王明的长期斗争作出正确结论，指出他的
“革命立场是坚定的”，并通知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中山大学，亮平同志又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迫害。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亮平同志毅然提出转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由周达文、张闻天和两名联共党员介绍，坚定地站到了党旗下。1929年，亮平同志再三向瞿秋白同志提出回国的请求，经欧洲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
在上海中宣部工作期间，亮平同志除了主编《环球》周刊，还参加了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与潘汉年同志一起到内山书店拜访了鲁迅先生，为“左联”的成立起了推动作用。1930年初，王明回到上海，在一次会上，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使在场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亮平同志被王明撤职下放到法南区基层支部，并没有丝毫的消沉情绪，他白天以兼课教书为掩护维持生活，晚上参加党的活动。在当时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批驳了国民党雇佣文人和“托派”反对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编译了介绍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文章；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
就在这年夏天，亮平同志在极端危险艰苦的环境下，以满腔的热忱和娴熟的技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在刚刚回国的左权、陈启科同志的帮助下，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第一次把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介绍给中国人民。
也就在这一年，亮平同志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他机智地同敌人周旋，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
在上海西牢狱中，他团结难友，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争取读书的权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他来说，铁窗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莫过于读书学习，对起初仅有的一本德文哲学书和一部《资治通鉴》，他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还向邻室的周立波同志学了不少古诗。后来，狱中党组织秘密组织了政治理论学习，亮平同志负责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敌人的监狱办成了“理论补习学校”。直到1932年获释，他在两年的监狱斗争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32年10月，亮平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长，第二年继林伯渠同志之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和苏区干部群众一起与林伯渠、刘少奇、毛泽民、钱之光同志密切协作，发展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为党在战争环境中如何组织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长征途中，亮平同志先后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和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亮平同志列席了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以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冬，在被王明再次撤职之后，亮平同志任《解放》周刊责任编辑。他以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忘我工作，编辑发表了包括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许多重要文章，还与艾思奇同志合写了《唯物史观》。
亮平同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精神是很突出的。在延安整风中，他并没有因长期反对王明而放松自我批评，他总是认真分析检查自己思想和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影响，自觉地接受整风教育。同时又和艾思奇等人合写了《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书被选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整风之后，他主动请求中央批准，到了艰苦的晋西北根据地做地方工作，体现了高度自觉的革命精神。出席“七大”以后，亮平同志又奔赴东北解放区工作，毛泽东同志特地为他饯行，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给了他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建国后，亮平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无论是在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还是到北京后任化工部副部长，经委委员期间，他始终坚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工作深入，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和运用经济规律，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瞎指挥。六十年代初，亮平同志考察了全国二十多个建设工地，确定了首先建成上海吴泾和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1964年亮平同志调国家经委工作，在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关怀下，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试办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十二个“托拉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工业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尝试。
亮平同志早年是学经济的，正在年富力强可以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林彪、江青之流扣上“刘记托拉斯黑干将”的帽子，到处挨批斗。康生也对他恶语中伤。亮平同志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这两个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遭到的严重破坏心如刀绞，对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被打倒更是怒不可遏。
1976年4月初，亮平同志怀着对江青之流的满腔仇恨，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不顾别人劝阻，毅然与凌远同志一道，来到天安门广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汇入人民斗争的海洋！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热情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凡是”的观点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予以反驳；对压制恢复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做法很不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以彻底批判左倾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出发点，在各种会议上和多篇文章中，认真地分析了建国三十年来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积极严肃的态度，鲜明尖锐的观点，充分有力的论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为拨乱反正做了许多有益的舆论工作。他还以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力所能及地帮助了许多同志。
亮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党史、哲学、翻译界一些学术组织的顾问。他虽年逾古稀，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紧张地工作着。
1982年，他发现身患肾癌，他在做了肾切除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急切地要求工作，连续三次深入江南的工厂、农村、学校，对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作了认真的实地调查，并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1984年参加了武汉市经济战略研究会，向市里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建议。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众对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一贯表现都给予了诚心的赞许和较高的评价。值得特别称道的，是亮平同志可贵的原则立场。整党之初，在中央党校讨论整党问题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亮平同志公正地评价了艾思奇同志的为人和他在哲学研究工作方面的成绩，坦率地表示不同意对于艾的片面性意见。亮平同志的辩证观点，为到会绝大多数同志所信服。有一次亮平同志在杭州看望了老作家陈学昭同志，看到她住房很困难，很体贴地把学昭同志女儿叫到门外，轻声地对她说：“妈妈不愿开口，你可以去向单位领导说，这房子太小，环境又嘈杂，请他们帮助换个地方。”对广大中年知识分子的状况，亮平同志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走访了上海等地的高校、科研单位后，赶写了《必须充分认识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的长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亮平同志病重之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从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到加强民主法制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从哲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动向到社会科学战线的新发展，从家乡奉化的振兴到祖国统一的前景等，都是他所关注的。
亮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坚持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曲折坎坷而又光彩照人的一生，和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紧紧地连在一起，党中央所给予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是他六十多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我们认为，亮平同志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从学习、实践、比较中认识和追求真理；在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中树立理想；在理想的指引和支持下坚定地去实践。这也是我国半个多世纪来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勇敢前进的时候，感到的是精神的充实和人生的幸福。从亮平等同志身上，我们看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