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农民的文化心理——读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开掘农民的文化心理
——读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
白海珍　汪帆
铁凝在她的中篇小说《麦秸垛》（载《收获》1986年第五期）里，把一个平平常常的麦秸垛作了独特的艺术处理，使其在一种特定的时代与文化的氛围中获得了超越时代背景与文化圈界的象征意义。如同小说描写的那样：“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麦秸垛的象征意义，无异于引文中的“太阳”。它曾“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当女知青杨青回城之后仍然感到，麦秸垛“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就连铁凝自己也感到，我们中国城市人的心态与中国农民的心态在深层意识中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为麦秸垛这一喻体暂定下这样一层含意：农民意识的象征。
铁凝把握到的农民的文化意识，是我们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在这个母体中既包孕着我们民族伟大的生存力，隐忍勤劳，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存留着封建伦常对人们生活的约束，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性解放的群体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中，人的价值，只有表现于他的对象身上。因此，以身殉礼，以身殉道的个性牺牲精神便成为我们传统的美德，这是一种伟大而又残忍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道德力量的制约，个体的创造意识得不到发展，群体的封建意识却在整体地渐进。
《麦秸垛》以那个业已逝去的动乱时期的最后几年为背景，截取了北方乡野中的一个小村——端村人与小城平易市三位知青的这一段生活。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致描写了他们的现实存在，又用潜藏在这种冷静、客观下面的激情，极其精心细致、意蕴深远地表现着人们的心态。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贡献人物性格，也不在于抒写独特的情绪，而是在于从审美的角度向读者提供了关于我们民族精神本质、文化心理——民族意识的思考。
作品集中写了三位女性——大芝娘、沈小凤和杨青。大芝娘是一位地道的北方农村妇女，结婚三天丈夫就出征了，她在默默的等待中迎来了丈夫冠冕堂皇的抛弃。她顺从了。只是因为夫妻了一场，她要生养一个孩子。后来，她生了大芝；后来大芝死于非命；再后来，她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用整个身心去体贴别人，帮助知青，敬老扶幼。但是，对于大芝娘来说，也许没有比度过一个茫茫黑夜更难的事了。然而，女性的本能却是麻痹不掉的。她在“被窝里放一只又长又满当的布枕头”，以填补内心的空落。
沈小凤是一个性格开朗、头脑单纯的知青姑娘。在“再教育”最后的岁月里，信仰的危机虽然没有人点破，却已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头。知青们在焦灼、苦闷、迷惘、空落的心绪中，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着寄托。沈小凤已由满足于和男知青陆野明的“打情骂俏”，到双方以自己的内驱力相约去麦秸垛获取了一次性爱的体验，后又被陆野明所厌恶。在现实与社会舆论的压迫下，她不得不有所憬悟，倒入了大芝娘的怀抱，从那里获得了生存的信念与支柱。但陆野明毕竟不同于大芝娘的丈夫，沈小凤在绝望中走向了自我毁灭。她的毁灭是为了真爱，是为了个人价值的丧失，而大芝娘式的生存，则无异于封建礼教的牺牲。
杨青较之前两位女性超然一些。她“雍容大度”，恬静而不拘谨，体贴而有分寸，她能使陆野明“激动”，“也能使他安静”。她爱他，又想驾驭他。她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知青姑娘。但是，她的“大度”下面包隐着极端自私的残忍报复心理。后来，当他们双双离开端村，回到了平易市，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他们毕竟在寻找，能否扬弃旧我，在寻找中获得超越，小说特定的时空限制没有给我们答案。
这部小说整体的意象表明，知青下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愚昧、封闭的状态，“接受再教育”也未能使知青更文明、更革命。相反地，倒是知青们经历了一场还原成初民的体验。
麦秸垛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凝聚着农民的悲欢离合、思想情感、风俗文化、心理性格。黄泥压顶的麦秸垛下，挤压着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文明史。“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那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麦秸垛晒着太阳，颜色失却着跳跃。”它有着惊人的超稳定性，也正在令人恐惧和失去着活力。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青年女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审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