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者答问录”的答问——访戴晴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关于“学者答问录”的答问
——访戴晴
钱　宁
戴晴，作家，《光明日报》社记者。前一阶段，她因主持“学者答问录”专栏而为读者所瞩目。
记者：你最近采访了不少学者。一般说来，最能吸引读者的往往是影星、球星或文坛名家们，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采访学者呢？
戴：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有点受冷落（笑）。
记者：冷落？我们的学者到真是常常以甘守寂寞为美德。
戴：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上曾存在着一个偏见，以为政治上的权威就一定是思想上的先驱。所以，除了知识界个别绝对无法忽视的泰斗和极少数徒具学者虚名的巧言令色者外，成批思想严谨、观点深刻的学者竟不为人们了解和重视，这实在令人痛心。学者在各自的领域本应最有发言权。可是，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来，学者的意见往往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普遍的关注。我这里指的是上下两个方面。
记者：这也许与学者们的研究过于专业化有关吧？你想，读懂一篇艰深的学术论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唯其如此，我们才想到以“学者答问录”的形式来介绍学者们的思想，并力求将他们的观点通俗化和生动化。不过，从更深一层讲，这与过去对所有具有思想创见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压抑态度多少有点关系。人总是要思考的，特别是学者们的思考，对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对学者的忽视与贬抑而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至今尚未被所有的人所认识。
记者：最近，大家都在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说明学者们的意见正在受到重视。
戴：对，但仅仅停留在决策层显然不够。考虑到几千年来传统意识的积淀对社会变革造成的阻滞，我觉得十分必要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了解到我们的学者正在思考什么。
记者：在与学者广泛的接触中，你发现，目前学者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戴：可以说，学者们正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苦苦思索着我们民族近百年来的得与失。我们走过了一条先哲们难以预言的、极其独特的道路，我们走得磕磕绊绊，经历了九灾十八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是不是还在简单地重复着昨天？明天的路又该怎么走？学者们的思考基本围绕着这一中心。
记者：学者们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大概很不相同吧？
戴：太不一样了！象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史家，他是把一切，即便刚刚发生过的一切，都纳入历史长河之中去思考。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在谈论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科学研究中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总的讲，老一代学者基础扎实，有着很强的历史纵深感；青年学者则思想敏锐，往往能甩掉因袭的重负，用审视的眼光看待过去习惯性接受的一切，表现了自“五·四”以来使人感到久违了的那种气概。
记者：不过，你是否考虑到学者有些观点很可能一时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甚至还可能引起某种误解？
戴：嗯，……对于学术观点的报道，必须要以对学者本人的尊重为前提。应当说，我们的学者对学术问题以及政治、社会问题非常严肃，并富于忧患意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曾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冤屈，但如今仍然能不怀芥蒂，满腔热忱地呼喊着……当然，在勇气十足的同时，他们往往又很克制，说起话来特别注意分寸，这大概也是中国学者的特点吧！（附图片）
戴晴给人的印象是机敏，机敏之中不时会露出点顽皮……
苗　地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