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磊落　耿直刚强——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光明磊落　耿直刚强
——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薄一波　陈锡联　贺晋年
阎红彦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云南工作搞得不错。他为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阎红彦同志1909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西北最早的清涧起义；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1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于吕梁山一带，基本上按照井冈山红军的路线、纲领和政治制度建立起游击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阎红彦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在甘肃合水县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为了坚持建立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这期间，阎红彦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带回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游击队前进的道路，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陕甘游击队在1932年5月间，经受住并克服了面临的南北分裂的危险。这和刘志丹、阎红彦以及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是分不开的。1932年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利用改编这支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的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不久，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北平，在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阎红彦同志转战陕北高原的主要历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是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领导人。他还有个突出的优点是勇挑重担，知难而上。阎红彦参加冯玉祥部北口抗战失败后，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同志带密电码回国。他为了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电码背熟记在脑子里；由于提前动身，没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下旬，便和刘长胜起程回国，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阎红彦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从苏联回到陕北，足足走了八个月，历经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才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936年2月，阎红彦同志担任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决定东征抗日，指定黄河游击师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东征军准备船只和物资，限期完成。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人穷地瘠。后勤准备工作困难很大，特别是阎锡山惧怕红军渡河，把全部船只抢到了河东，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接受任务后，发动清涧等地党和群众，日夜赶造渡船，还制作了一些羊皮筏子；同时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东征时曾说：“……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阎红彦。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
东征时，黄河游击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隶属延安留守兵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后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高岗为实现其政治野心，伪造个人历史，对阎红彦同志施展了先拉后打，诬蔑陷害的手段。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同高岗的斗争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他直到“文革”受迫害而死，可以说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高岗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曾企图拉拢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即党委会）的委员。高岗对阎红彦说：“陕北和红军根据地，就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四人创建的嘛！”阎红彦同志看穿了高岗灵魂的肮脏，严正地对他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红彦同志指出，1932年春陕甘游击队成立时，高岗是陕西省委的“交通”，后来才当上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政委；在临真镇战斗中，还当了火线上的逃兵。高岗恼羞成怒，利用他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同志。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地和他进行了斗争。“七大”以后，阎红彦同志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查阅了阎红彦同志的“几条意见”，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
1946年9月，阎红彦同志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游击队和红三十军当指挥员的时候，经常带头打冲锋，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和以后到二野三兵团任副司令员、副政委期间，仍和过去一样，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同志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他亲自率领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特长，猛打敌指挥部所在的天爷庙，敌人内外受击，乱了阵脚。这一仗全歼敌一万五千多人，活捉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
1947年夏天，三纵队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的指示，配合六纵队攻打豫北汤阴城。该城由混世魔王孙殿英任司令的暂编第三纵队守卫。这一仗因司令员生病住院，由阎红彦同志指挥。他在战前对部队作了深入的动员，大大提高了士气。进入战斗后，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炸毁城墙，攀登云梯，攻破汤阴城，全歼守敌，活捉孙殿英。
在鲁西南战役中，三纵队协同二、六纵队攻打羊山集，又活捉了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柯。解放战争中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打响了。1948年11月，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从华中增援徐州。23日，黄维兵团进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我中原野战军
（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第二天我军发起总攻，三纵队和一纵队统归陈锡联指挥，前线指挥是阎红彦和刘长义。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全线发起总攻，逐村推进，终于拔掉了敌人最后据点双堆集等数村，敌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黄维被三纵队七旅活捉，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双堆集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阎红彦同志由于过度操劳，突然白了一块头发，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开玩笑地说：“老阎头发白了一片，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阎红彦同志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始终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传统，注重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在四川省工作期间，1958年秋，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时候，他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有块水稻田亩产三万多斤，便亲自去察看调查。原来这块所谓高产田，是把几十亩水稻并在一块田里估算出来的。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10月，阎红彦同志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职后，他一方面派出多批调查组下去摸情况，自己也带头调查，一方面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向干部指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的危害性。1960年在全省开展反对“五风”，刹住了“五风”。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同时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象我党这样一位优秀的高级领导同志，自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格格不入的。“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同志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同志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同志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同志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五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
阎红彦同志出身贫农，小时只读过半年私塾，可是，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使他由一个勤务兵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从一个贫农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党的优秀高级干部。他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性道德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颂，他为全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