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集镇上“大世界”——全国农村文化站工作会议侧记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小集镇上“大世界”
——全国农村文化站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龚永泉
目前，我国农村已有乡镇文化站四万八千个，比1978年增加三万四千个。1980年开始兴办的集镇文化中心达九千五百多个，这类中心一般都建有影剧院、图书室、电视录像室、书场、各种游艺活动室、宣传橱窗及画廊等，被群众誉为“小集镇上的‘大世界’”。不久前，出席全国农村文化站、文化中心工作会议的二百多名代表从四面八方汇集江苏无锡，带来了这些“大世界”的欢声笑语。
求乐、求知、求美
新时期农民对文化的需求是什么呢？代表们归纳了三条：求乐、求知、求美。因此，农村文化工作必须由单纯娱乐型的“小文化”向综合服务型的“大文化”转变。
山东滕县的十八个乡镇文化中心正是围绕这“三求”，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求乐：去年平均每个农民看电影二十一场，逢年过节组织文艺会演、民间游艺、灯火晚会、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平时还有现代歌舞、登山、游园等新项目，并组建了农民管弦乐队；求知：科技咨询、幻灯宣传、科技影片汇映、科技讲座接踵而至；求美：举办音乐、美术、书法、摄影、武术培训班，开设养鱼、种花、缝纫、烹饪等讲座。不少农民有事无事都要到文化中心转一转，看一看，说：文化中心不仅有玩的，有看的，还有学的，是我们致富的好参谋。
青年农民进行文化生活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从过去满足于台下看戏、场外看球的观赏型变为登台表演、上场比赛的参与型。1986年春节，无锡市洛社镇举办首届“洛社之春”艺术节，有一千八百人参加演出，六万多人争相观看，夫看妻，父看子，评头评足，好不热闹。
“无文不新”
代表们分析，在农村经济活跃起来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某些消极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缺乏文化活动场所，农民群众缺乏正当健康的娱乐活动。
贵州惠水县小岩脚村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聚众赌博、酗酒闹事、迷信活动风行一时。后来，村里因陋就简办起了文化站，拉起各种文艺组织。文艺队巡回演出一百二十多场，观众达九万人次。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把现代文明引进偏僻村寨，荡涤着一些人精神上的污垢。小岩脚被评为全县第一个“文明村寨”。
“文化文化，文能‘化’人”。一些沾染上不良习气的农村青年，参加文化站的活动以后，逐步改掉了恶习，成了文化活动的骨干。走进农家大院，只要粗粗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文化生活潜移默化的熏陶：院子里由单纯种菜变为结合种花草，屋里由贴年画变为挂画屏画匾，窗台上由堆放杂物变为放置盆景摆设。怪不得一位代表向记者建议：“在农村工作的宣传上，除了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外，还得加上一条，无文不新。”
有人认为：“抓经济是进账，抓文化是出账”。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农村文化事业办好了，可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湖北随州市何店区过去农民看戏看电影往外跑，农副产品也要带到外地卖。影剧院建成后，招来了观众，集镇流动人口多了，商品购销成倍增加。市委办公室印发了“建一座影剧院，搞活了一条街”的简报。
富的富办，穷的穷办，不可不办
参观了无锡县、常熟市五个颇具规模的农村文化中心，有的代表称赞：到底是财大气粗！同时，有的代表心情却分外沉重：自己那里，文化站还没有踪影呢。据统计，全国还有一万多个乡没有建文化站。出路何在？会议也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
甘肃陇西县1985年人均收入只有二百二十元，低于全省水平，更低于全国水平。县领导认为：农民有了文化，有了知识，才能加快治穷致富的步伐，确定了建文化站的原则：富的富办，穷的穷办，不可不办。十个困难乡，群众自愿三角、五角地捐献。在墙上拉绳子挂报刊。文化站干部抬来自家的碗柜放图书，桌凳和球台用土坯水泥砌制，乡政府把电视机搬到文化站供群众收看。用了三年时间，二十六个乡都有了文化站。
全国农村文化专业户已达二十八万户。在有些国家、集体财力不足的地方，正是以这些文化专业户为依托，民办文化站。安徽阜阳地区由农民办的文化站已有十多个，建站投资达三十五万元，相当于全区各市县一年群众文化经费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