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老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记老包
林默涵
前两天，我参加了给老新闻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的大会。看到许多鬓发斑白的老同志，我想起了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包”的包之静同志。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五年了。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也会高高兴兴地坐在这些老记者、老编辑中间。
老包去世时，只有五十九岁，在人的一生中是最成熟而精力也还旺盛、正可以为党为人民好好效劳的时候。可是，多少人就在这样的时候，被“四人帮”逼得离开了工作，被关进监狱，或赶进“牛棚”，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之静同志就是其中最不幸者之一。
老包比我大一岁。看了一些同志写的关于他的生平的介绍，我发现，我们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是地主家庭出身；他曾到上海上学，我则在上海流浪；我们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候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我们都搞过学生运动，参加过救亡活动；也都在上海坐过牢，并且幸而都由一位知名人士保释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都投身抗日工作；1938年，我们又都跑到武汉，同年，他到新四军，我则到了延安；在解放区，我们都分别参加了党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他生长在文化名城苏州，我却生长在闽西一个十分偏僻的山乡。尽管如此，伟大的时代浪潮，却把我们冲进了同一道不可阻挡的洪流，使我们自觉地背叛了本来的阶级，奔向一个共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一代，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相信，我们每向前走一步，总是向那个目标接近一步。
之静同志先后在苏北、山东解放区，办过许多报纸，他是《前锋报》、《新路东报》、《淮南日报》和华中《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之一。在敌后那种十分艰险的环境中，他开始只靠一台收报机、一架油印机，在一名收报员、两名缮写员协助下，办出了一张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油印报。后来费尽心机，冲破敌伪的重重封锁，弄来了一台老掉牙的印刷机，才出版了铅印的报纸。有一次，日寇进行扫荡，情况十分紧急，正准备埋藏印刷机时，收报机收到了党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怎么办？包之静同志当机立断，立即动员大家抢排抢印，很快地印出了报纸，然后掩埋机器，隐蔽人员，投入了反扫荡斗争。他又同范长江同志一起创办了新闻学校，培养了一批新闻干部。之静同志就是这样地为了把党的声音传播给人民，为了鼓舞战士和群众的战斗决心和勇气，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同之静同志认识，是解放后他从山东调到北京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当时他还带了一个警卫员来，一到中宣部，就把他的警卫员取消了，并且收了他的警卫员的枪。我和宗一常拿这件事打趣他：“包老爷好威风，一到京城就被缴械了！”大概老包自己也觉得有趣吧，这种时候他总是哈哈一笑。
之静同志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很少看见他疾言厉色，同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争执；但他决不是无原则的不讲是非的人。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冷静考虑、深思，然后作出抉择，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有一件许多人知道的事情：十年动乱前不久，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出现了一股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思潮。有人在报刊上写文章，主张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治病，提出服药要“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服大量的药以围歼病菌；不是照医生规定的定时服药，而是按“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游击战术“服服停停、停停服服”。这样搞，不是要害死人吗？还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学了毛主席著作，打球就定能取胜。这种不是从立场观点上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生搬硬套毛主席著作的做法，是十分荒唐、极其有害的。中宣部的同志都认为必须赶快纠正。但是，大家都心里明白，这种思潮是从林彪鼓吹的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谬论衍生而来的。批评这种错误思潮，弄得不好，就会被认为反对林彪，甚至被扣上“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因此，不能不慎重从事。当时，之静同志是中宣部出版处处长，我在中宣部分工管点出版，我们多次商量，觉得我们职责所在，不能回避不管，便由之静同志执笔，为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宣传革命领袖事迹中存在的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经过反复修改，提交部务会议讨论后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很快就批发全国，煞住了那股不良风气。果不其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报告就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的“罪证”，而起草这个报告的老包和我，当然是“罪不容诛”，大会小会，我不知被揪斗了多少次。当时我已经被囚禁，同外界完全隔绝，我想老包一定也逃不了这个劫难的。
我还想说一件事。1958年，正是“大跃进”那年的秋冬之际，我同老包一起到外地去。坐在火车上，看到铁路沿线大炼钢铁，火光冲天，真是奇观，令人十分兴奋。那时，我真相信，这种亿万人一齐动手炼钢铁的办法，一定可以炼出千百万吨的钢铁来。但细想一想，又不免发生疑问。我想，这么多人炼钢铁，只能是短时间的事情，不能一年到头这样干，更不能年年这样干，那么，即使一时钢铁上去了，而生产能力不能稳定，又怎么能长期保持钢铁的产量呢？我把这个疑问跟老包说，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怀疑。于是，到杭州后，我们就向当时浙江省委一位负责同志提出了这个疑问，他的答复是：慢慢地总要把“遍地开花”的群众炼钢铁，集中到几个点上去吧。但我们还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到了武汉，又到重庆，回到北京时，大炼钢铁的热潮已经冷下去了。
之静同志平常不大说话，但他总是仔细地考虑问题，明辨是非，决不随风摇摆，朝三暮四。当他认清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时候，他就不计个人得失，坚决为维护正确的东西而努力，他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关于纠正不良学风的文件这件事，就是一个例证。他不慕名位，对于那种善于卖弄聪明、善于钻营谋私的人，他是看不惯的。他嘲笑这种人是猴子，见到绳子就往上爬。表柔里刚，胸有主见，而慎于言辞，这本来是他的优点，但正因为这样吧，就可能把许多疙瘩闷在心里，化解不开，也许这就是促使他早逝的一个原因。一个时期，我和之静、宗一毗连而居，所以过从较密，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老包比我大一岁，宗一比我小几岁，谁知他们两人都被“四人帮”逼得先我而去了，但他们为党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是不会泯没的，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常常觉得，跟他们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开玩笑、一起探讨问题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