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农民的选择——清河启示录之二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尊重农民的选择
——清河启示录之二
本报记者　陈健
清河为什么走上了家庭企业集中连片发展的路子？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清河对此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往往离不了这样一句话：政策好。
把“宝”押在哪里？
去清河以前，记者曾在清河的一个邻县采访。这个县的地理自然条件与清河差不多，有的方面甚至比清河好。1980年当清河农村人均收入仅六十四元时，这个邻县已达一百五十四元。八十年代这些年，党的富民政策对这两个县都是一样的。但到今天，这两个条件大致相同的县却开始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差异：
从1980到1985年，邻县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17％，清河却增长了511％！人均工农总产值，邻县增长了123％，清河则增长了163％。
过去这两个县都是吃补贴的县，而清河，1986年却扭转了长期吃补贴的局面，上缴财政收入三十万元，县里不仅不再象几年前那样为发工资而愁眉苦脸，而且开始雄心勃勃地筹划几十年来欠账很多的县政建设。
二者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发展差”呢？是不是清河的邻县干部不努力呢？不是。那里的干部们也在兢兢业业，勤奋刻苦地工作，县长上任不到一届，头发刷地白了一多半！记者在那里时，全县上下正全力以赴地搞一个县办大厂。没钱，县里主要领导每人带头拿出两个月工资，全县干部职工每人拿出一个月工资，农村每人集资七元；没有人才，县里抽调各部门的精兵强将；一个副县长亲自指挥，本县水平最高的三支建筑队伍日以继夜地干着。有人说，县里是把“宝”押在这个数百人的县办厂子上面去了。
清河县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把“宝”押在县办厂上，而押在千百万农民身上。让农民自己去办厂。
我们再来看几个数字：1985年，这个邻县人均县办工业产值是三百零二元，清河仅二百零三元，前者农村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为一百五十元，清河县则为七百三十八元！前者有2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从事乡镇企业，而清河有50％左右；从1983年到1985年，前者的乡镇企业产值增加了二倍，而清河却增加了八倍！
不同的“押宝”法，效果竟如此不同！
选择权交给农民
发展以家庭企业为主的民间经济，并不是清河县领导的偏好。1983年县委书记段连庄刚来清河时，县里连工资发放都有问题。要县里办工业，一无钱二无人，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路子想到了乡镇企业。
但办乡镇企业也有不同的办法。县里最早是层层动员，外出参观学习，大会小会，又是文件、又是军令状，要雄心勃勃地象苏南、霸县一样，大办集体企业。县里计划一年之内兴办和恢复七十六个集体项目。可是只热闹了一阵子，弄来弄去最后仅办成了两个！其他项目都“泡汤”了。
这是意义深刻的一课！它使县委认识到，要开发清河，就必须依照清河的实情走自己的新路子。
清河的实情是什么呢？七十年代初，清河的社队企业曾兴过一阵子，据说到1975年产值有好几千万。但就在那一年，省里出面组织“整顿工业”，批判“弃农务工”，一下子把一千三百多摊集体企业给弄散了。大包干兴起时，清河农村集体经济基本都包下去了，集体家底空荡荡的。有人说，这正是清河个体经济发达的一个特定条件。一方面，农民急切要求致富，另一方面，农民又不愿选择合堆办的老路。怎么办？只能因地制宜地走新路子。1984年5月，县委、县政府几经上下讨论，拟订了对清河影响很大的“进一步放宽政策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二十四个方面的“允许”。其中有：允许个人、联户、集体或与国营单位合作办工厂、商店、饭店、影剧院、旅馆，并可进城办；允许个人当经理，请帮工、带徒弟；允许个人或集体承包集体的工厂、商店……
这些“允许”，一下子拉开了过去关死的大门。农民行动了起来，1984年一年，农民的副业经营就从四十多种一下子增加到三百多种；过去禁止经营的皮毛、合金加工等，而今成了清河的骨干产业；农民从毗邻的衡水地区学来了汽车配件加工；邻近威县七十年代就有标准件市场，现在被清河吸引了过来。靠发展民间经济这一路子，清河在竞争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户办企业的“冲击波”影响下，村镇办集体企业和县办企业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今天的清河农村集体企业大多搞了各种形式的承包，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是承包者“大包干”制，即除了保证资产、上缴利润、完成产值、厂房等外，其余利润全归承包者。这实际上是一种“租赁制”。去年，全县企业按县办、乡办、村办、个体办划分，其利润率分别为5.8％、23.5％、28.5％、31.0％。实践证明，倚重个体经济是穷地区一个有效的快速脱贫的路子。这不仅是群众的选择，也是干部、集体和县委的选择。许多人说：凡是个体能办好的事，为什么不能让个体去办呢？
就这个简朴的道理，使清河活了。
“允许”加“服务”
仅仅“允许”是否就能使广大农民都干起来呢？否。“撒手不管”是一种允许，“乍放又收”也算一种允许。清河的“允许”却与这两者都不相同。这里的干部在放手让农民干的同时，加强了服务。
个体企业在信誉、资金、技术等方面都有诸多不便。为了让家庭企业有良好的“出生证”和“通行证”，县里决定让个体购销员在集体和国营企业挂户，由被挂单位开发票，代记账、征税和征收管理费，结果农民的购销队伍一下子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购销一活，全县经济都活了。
一位农民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他有一位客商来清河，就去求县里派小车帮助迎送。客人送走后，有人才告诉这位农民，县委书记段连庄恰好也要下乡，但农民急着用车，老段自己就骑自行车走了。这种事情在清河并不新鲜。县委、县政府小车经常为农民企业家所用。县委招待所成了农民客商的接待站，农民的酸甜苦辣也成了县委的酸甜苦辣。正是有了这样深的信任感，有的农民甚至把自己在银行开了几个户头，有多少钱都告诉了县委书记。“还怕不怕政策变？”我问所见到的农民，他们大多摇头说，“不会变”。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拥护的政策还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