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容挑拨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容挑拨
上海交通大学　朱雅轩　朱荣林
身为共产党员的方励之，在去年11月中旬，在上海交通大学作了三场报告，另一天又去同济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作报告。他的报告中心内容是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学生站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上去。
方励之在交大对学生说：“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到底有什么用？我想为社会尽责任，到底这个社会让不让我尽责任？”“现在是谁也不怕谁，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这种权利。”“譬如说批评领导人，这就是一个民主的标志。……去年我说到北京市委，今年我说到政治局。”“而且老实讲，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只要意识到，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只是看你敢不敢用。”
为了达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目的，方励之在发表上述错误观点的同时，还从以下两个方面“启发”学生的思路：一是公开提出要改变党的颜色。方励之对学生说：“我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其理论根据是“我们的建党方针是几十年前根据列宁的理论而定的，即首先发展工人阶级。现在，建党方针应调整，应当是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部分，做党的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二是煽动知识分子与党闹独立。方励之不仅号召学生“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感觉，也就是要有独立的意识”，而且要求大学与政府脱离关系，他鼓吹说“在民主社会里，大学作为文明的创造者，培养文明的人完全是独立的，跟政府是没有关系的”，“大学是整个智力结构最高的地方，应独立于政府，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如何争取这种“独立”和“民主”呢？他给学生开的“药方”就是要向党和政府“显示力量”，“如果只是等待一个好的领导者来下决心，这是很可悲的，该争取的事情应当去争取，这正是我们应该在素质上不同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地方”，争取的办法可以“通过舆论与各种渠道，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来争取”。
在方励之发表讲话的二十五天之后，上海交大及其他高校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就采取了方励之所启发的各种渠道，也包括上街游行等激烈方式去争取所谓“民主”，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糊涂事。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即方励之的谬论，只能蒙骗一些年轻无知的低年级学生，对于广大教师和稍了解历史、社会的学生，是怎么也煽不起来的。上海交通大学九十年的校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交大前身是“南洋公学”，它诞生于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宰割的清皇朝末世。象蔡元培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以及一大批工程耆宿、学术俊彦，他们空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之志，幻想频频破灭。自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交大师生才有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学校才奋起成为一座反对三座大山的“民主堡垒”，涌现了穆汉祥、史霄雯这样叱咤风云的学生运动领袖，这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信任和依靠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亲密关系。全国解放后，上海交大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工程技术人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尽管我们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曾有过严重的失误，但也正是我们党勇于承认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气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从更高的高度上确认了我国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的地位，并发出了“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交大党委坚决贯彻这一正确决策，进行了历时八年的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交大校园一派生机、春风得意。每一个有良知的交大师生和校友，都能亲身体会到这种政策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而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仅不存在知识分子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而且是广大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容挑拨。因为我们党确认的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不仅是由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而且是知识分子同我国革命的血肉相连的历史关系、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休戚与共的现实联系，而赋予的深刻的政治含义。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史实。企图挑唆知识分子摆脱党的领导，其结果必然从根本上损害广大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
身为共产党员的方励之，却抓住党在拨乱反正之前某些历史时期中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当前局部地区和个别单位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未能尽如人意之处，夸大事实，以偏概全，散布不满。其实，方励之本人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大的受惠者。科技界、教育界了解方励之其人经历者都知道，正是拨乱反正之后，党和人民鉴于他对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给予了他很高的职称和名位。方励之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一跃而为高知名度的人士，并获得了优越的科学研究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条件。但是，今天方励之恰恰正是运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名位和赋于他的权力，作为与党抗衡、闹独立的一个资本。
我们党与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还基于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之间的兄弟联盟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团结、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服务的联盟。方励之宣扬要重新调整建党方针，一方面鼓吹知识分子“大家入党”，以达到“改变党的颜色”之目的，另一方面又将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人为制造矛盾，挑拨离间。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方励之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拙劣做法是徒劳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在上海交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能识别他的用心。尤其是一些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对于方励之露骨而系统地宣扬“全盘西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都嗤之以鼻。我校一位早年留美归国的顾问教授，曾经在北大担任过方励之导师的著名科学家，听到方励之的错误观点后，非常气愤，他激动地说：“方励之太狂了！”
方励之确实是太狂妄了。方励之倚才自恃，俨然以知识分子、尤其是八十年代青年学生的“救世主”自居，似乎人们都是“阿斗”，党和政府什么都错了，马列主义全都失灵了，而唯独他的一套浅薄的“理论”才是济世良方。方励之近几年的言行，令人回想起当年杜林式的自命不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对杜林式的浅薄和狂妄有过一段绝妙的写照，今天引来，是颇堪寻味的，也是富有历史教益的：
“……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
然而这类“学说”，对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几个信他的呢？